“少女援交”，糟粕文化袭来时

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艺人金城武赴日本娱乐圈发展。1998年，他与日本当红女星深田恭子所主演的偶像剧《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在日本引起轰动效应。这部以少女援助交际与艾滋病为主题的影片使金城武在日本迅速蹿红，而随着日剧在亚洲的风靡，影片中深田恭子扮演的少女为了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与同学一起参与“援交”并因此染上艾滋病的情节被打造成“纯爱”，受到亚洲各国少男少女的追捧。多年后，当韩国、中国港台以及上海地区陆续沦为“少女援交”现象的重灾区后。人们开始问责当今少女的堕落之源，认为其是从日本“越洋而来的黄色毒瘤”。     

惩治网上卖淫的法律尴尬

少女在网络上公布卖淫信息的现象无法消除。日本神奈川县警察局以违反《约会网站规制法》为由，强化了对买春男子甚至是卖淫少女的检举揭发力度。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警方的这种行为又与该规制法相冲突。因此，少女自己在网站上公开征集买春对象这一事态，可以说是钻了现行法律的漏洞，是警方“预料之外”的事。有权威人士指出，“法律对于这种实际情况并无相对应的规定。”     

对治理卖淫嫖娼的思考

卖淫嫖娼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整治的重点，公安部门不断惩治、打击，但收效甚微，专项行动过后，性服务业又“蓬勃”发展。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对卖淫嫖娼现象进行思考。在现阶段的中国，卖淫嫖娼现象还包括以卖淫嫖娼为中心内容的其他伴生物，已经形成了不同层次、供给不同需求的颇具规模的“地下性产业”。从不同于社会常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卖淫嫖娟现象实质上走一种“灵肉分离”，人们对卖淫嫖娼的态度取决于对待灵肉分离的态度。而处在这种现象之中的“从业者”，即卖淫者的身份和性质，是与一般的雇佣劳动者毫无异处的。     

强迫卖淫案中的“强奸行为”辨析——兼及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与方法

一、案情回放 农村无业人员杨某、张某等人长期聚集，一起吃喝玩乐，常感囊中羞涩。2008年10月，犯罪嫌疑人杨某、张某等人合谋以“耍朋友”（谈恋爱）为由，将同村少女小丽（化名）带出去“上班”（卖淫）赚钱，经过精心策划，杨某以耍朋友为由，接近了小丽。10月一天，杨某、张某等三人来到小丽家，要带小丽出去耍，小丽不从。杨某等人便强行将小丽架上事先准备好的摩托车．带至县城某发廊（卖淫场所），要求小丽在这里上班，     

影视工作室“潜规则”被告人组织卖淫分获刑

“90后贱女孩”的双胞胎姐妹包包和阿紫举报，源源影视工作室负责人胡卫东以及工作室工作人员孙巧、北京模特艺术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孟庆波利用影视工作室组织多名少女卖淫和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2009年10月23日，海淀区法院对这起三人含伙组织并引诱未成年人聚众卖淫案件进行了宣判。     

一位受害少女的悲苦抗争之路

1999年4月下旬,因滥用职权、刑讯逼迫18岁少女吴梅“交待有卖淫行为”的河南省夏邑公安局车站镇派出所原副所长戚运启、治安队员马福庚等分别被法院判刑三年、二年。得到这迟来的消息,想想一年多来为讨取清白和公正而经历的悲苦之路,少女吴梅大放悲声……。而一波三折的案情进展和被告人的法庭辩白更让人哭笑不得……     

少女“援交”谁之痛？

2011年11月。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对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两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     

梦鸽：为爱子奔波脱罪引发民众对司法制度公信力的怀疑

集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民族声乐硕士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梦鸽，冒着酷暑为儿子李天一奔走“伸冤”。2013年8月6日、15日和19日，她连续三次向公安机关提交关于张光耀等人涉嫌介绍卖淫和敲诈勒索犯罪事实的控告函，恳请警方立案侦查。梦鸽想为爱子争取“嫖娼”罪名，同时得到“被害者”的角色。     

花都区当前引诱、介绍、容留、组织、强迫卖淫犯罪的最新特点、原因及打击、预防对策

近年来,随着花都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加,卖淫类犯罪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据统计,2011年以来,花都区检察院共办理介绍、容留、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犯罪案件共29件43人,同比2010年分别上升约30%和25%,其中,强迫卖淫犯罪案件3件7人,组织卖淫犯罪案件1件11人,介绍卖淫犯罪案件25件25人。而且,从花都区范围来看,卖淫类犯罪案件较之以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亟待重视。本文拟从分析花都区当前卖淫类犯罪的最新特点为出发点,从社会原因、立法现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分析该类犯罪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打击和预防对策建议。     

未成年女性性犯罪的原因及其防治——以“上海少女援交案”为例

上海闸北区少女援交案,20名未成年少女涉案其中,呈现出犯罪主体低龄化、多人结群共同犯罪、家庭残缺不全、动机多为贪慕虚荣、以互联网为交易媒介等特征.按照标签理论的观点,家庭教育不当、学校教育偏差、成人社会的负面影响、外来腐朽文化的冲击、法律漏洞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未成年女性性犯罪的发生.对于此类犯罪,应当从完善家庭教育、强化学校功能、减少媒体负面报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完善刑事法律等方面入手,消除标签的不良影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性交易合法化：只是看上去很开放--性交易合法化能缓解某些问题，但并非全部

不久前，微博“大侠”薛蛮子因涉嫖被拘留。而后微博爆发出了一些衍生话题，其中就包括对卖淫合法化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合法化后，卖淫就成了你情我愿的简单事情，卖淫也能变得光明正大，事实果真如此吗？     

“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再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删除嫖宿幼女罪意味着否定了幼女是卖淫女。然而，《刑法》第358条第2款存在“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规定，第359条第2款存在“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规定。如果认为“幼女卖淫”不能成立，则会使第359条第2款沦为废款，如果承认“幼女卖淫”的成立，则又难免再次让幼女污名化。卖淫的本质是对性服务的交易，在“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中，交易性服务即卖淫的主体是组织、强迫、引诱者，该规定应被解读为“组织、强迫、引诱者以幼女为手段，通过幼女来交易性服务”。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行为在触犯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之外，同时触犯强奸罪，对其应以想象竞合原理处断。     

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罪

“卖淫”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全国解放后,我国政府明令宣布取缔辱国辱民的娼妓制度,并惩办,改造了一批有罪恶的妓院老板和鸨母,从而使公开卖淫这种腐败的社会现象得以绝迹。但是,经过十年动乱,在一些城市中暗娼活动仍为猖獗。尤其是有一些犯罪分子,为了营利的目的,从事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的犯罪活动。他们不仅引诱、容留、强迫中青年     

正确认定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中的“以营利为目的”

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用金钱、物质等手段诱使妇女卖淫或者为妇女卖淫提供场所的行为。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是构成此罪的必备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以营利为目的”,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例如,被告人雷某系个体户,夫妻二人在公路边开了一家饮食店,生意不甚兴旺。为招徕顾客,雷某雇佣了女青年何某、王某为服务员。雷在教何、王二人如何接待顾客时说:“他们要     

多名女中学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

近日,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对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11月4日,办案检察官披露了这起特大案件的始末。     

亿万富豪的罪恶

2008年3月12日，法国警方在阿尔卑斯山的高雪雏尔滑雪胜地．拘捕了身家逾64亿美元的饿罗斯富豪米哈伊尔·普罗霍罗夫。和普罗霍罗夫一起被逮捕的，还有7名亿万富豪。普罗霍罗夫涉嫌为这些富豪“拉皮条”而被逮捕，然而：在警方进一步的审讯中，惊奇地发现普罗霍罗夫在过去几年中，一连“空运”了60多名俄罗斯女大学生到法国卖淫。而这些女大学生被普罗霍罗夫骗到法国卖淫后，被胁迫用身体贩毒。不从者有15人已惨遭杀害。     

未成年雇员在非法雇佣中受到伤害雇主担何责

在非法雇佣中受伤，雇员起诉要求雇主承责 谭某生于1989年6月19日，2004年初于秭归县杨林镇中学读初三，同年2月26日离校出走，被王某以招餐馆服务员为由带至夷陵区家中，先安排其做家务，后要谭某到其所开的发廊做洗头女工，同时从事卖淫活动，卖淫费用由王某统一收取。2004年4月16日晚，孙某、赵某、童某三人来到樊某所开的发廊，欲找三名“小姐”包夜，谈好价格600元。樊某因店内“小姐”不够，即来到王某的发廊内“借人”。王某便安排其子郑某将谭某及另两名“小姐”送至孙某三人在小溪塔文化招待所二楼所开的房间内分别淫宿。     

“卖淫合法化”可行吗？——代表连续9年呼吁卖淫合法化

“今年。我还是会提卖淫合法化。”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连续第9年建议卖淫合法化，再次引发舆论的争议碰撞。     

少女“帮主”的寻仇路

2003年8月9日,大连市警方抓获了一名卖淫并介绍妇女卖淫的犯罪嫌疑人,并顺藤摸瓜先后又抓获了同案的另4名涉案人员。令人惊奇的是,协助警方抓获这伙人的,是一个流落火车站的13岁女孩,更加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女孩竟然是领导着40多个流浪儿的“丐帮帮主”。     

除了物质还能追求什么？

在校中学生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刺痛了社会的神经。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堕落和进步，都只在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