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之演进

作为一种解决“法律与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理论框架,紧急权力的自由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由模式通过区分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行为性质,假设紧急状态能够从正常状态中分离出来。该模式包括自由裁量性,不受法律约束性,事后公开说理性以及立法机关的审查和批准等要素。在危机的全球化、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盛行和紧急权力法制化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下,自由模式在20世纪初期开始衰微。然而, 法律主义的悲惨前景,行政机关紧急权力不断扩张和公民权利连续减损等事实,促使人们反思自由模式的价值,并提出超越自由模式。超越自由模式与法律主义相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应对极端危机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有效提升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德,克服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冷漠、怠责与怯懦。     

略论行政紧急权力法治化的缘由与路径

紧急状态是特定语境下的法律概念,只有在紧急状态宣布之后,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才具有正当性。从权力特性、权利保护、法律价值、社会秩序的角度看,行政紧急权力应当法治化。通过对行政紧急权力来源正当性之赋予、运作过程性之追踪、结果有效性之考量,使其得到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规制,从而实现法治化。     

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

本文侧重对我国目前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现状、内容和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 ,并在结合国外法治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基础之上 ,提出要统一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特别是应当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代替目前分散立法的状况 ,此外 ,还应当建立统一的应急机构来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 ,防止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因为实施紧急状态而受到政府紧急权力不必要的侵犯。     

论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及其规制——从“巴黎骚乱事件”说起

行政紧急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中的重要部分,是紧急状态法制的核心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紧急状态立法,需要对行政紧急权力的宪政基础、宪法规范、宪法性质及宪政规制做深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在宪政上是必要的,但其性质不应具有“超宪性”,其宪法规范依据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紧急权力需要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宪政规制,特别是来自司法审查的制约。     

论应急预案的法律性质及效力

洛克曾经将行政紧急权力视为一种"行政特权",而在法治国家中所谓的特权不过是紧急情况下的优先权,而且永远在法律统治之下。因此规制行政紧急权力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没有对行政紧急权力做出规定,规定了行政紧急权力运行边界的应急预案也没有具体规定。应急预案有广义和狭义概念之分。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义的应急预案包括行政机关指定的应急预案,这类应急预案具有适用对象特定性、相关性与时效延续性的特点;还包括非行政机关的社会主体制定的应急预案。行政机关制定的应急预案的法律性质应当具有同等法律文件的效力;非行政机关的社会主体制定的应急预案不具有法律效力,仅在其组织内部产生作用。     

法律能规制紧急状态吗？——美国行政权扩张与自由主义法学的病理

行政权在处理紧急议题时的比较优势和宪法上的法律路径使得行政权急遽扩张,但只有在二战后行政权才被自由主义法学视为宪法的威胁者。自由主义法学认为二战后的紧急状态被不断地伪造和利用,行政特权被滥用,这导致了非理性政治的泛滥。自由主义法学据此期望以宪法和法律规制紧急状态从而实现理性政治。但政治不仅仅是理性的活动,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不足以解释政治的逻辑。     

紧急权力法及其理论的演变

紧急权力法律制度是一种内在矛盾的组合,其古代形态是古罗马专政制度和中止一般执法活动制度,近代形态主要是戒严法和围困状态法,现代则以紧急状态和紧急权力的规范形式兴盛于全球。西方的法律与紧急权力理论有例外型和规训型两类,前者主张紧急权力居于法律之外,后者主张紧急权力应受法律的充分规训。法律与紧急权力共有五种理论模式:调适、例外法、惯常、政治动员和权威专政。除惯常模式以外,其他四种模式都在中国出现过。中国现行紧急权力制度遵循政治动员、调适和例外法三种模式,未来发展是建立融合政治动员和例外法模式优点的调适模式制度。     

对卫生相关紧急状态下诉权保护的探讨

任何社会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必然要动用行政紧急权力以对抗突发事件。在紧急状态下，卫生行政部门代表国家行使的公权力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理性规范，同时保护公民权利不被随意剥夺。本文拟从将救济机制纳入法律范畴、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及通过司法程序赋予公民紧急抵抗权三方面，来探讨如何维护、实现在卫生相关紧急状态下对诉讼权利的保护。     

行政紧急权力的法律属性剖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超法规性、集中性、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化性等四个属性。超法规性体现为它具有超越实定法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法律体系,而适用一种特别的法律体系的属性;集中的属性体现为水平方向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集中到行政机关,垂直方向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扩张的属性体现为行政紧急权力能够中止、限制或变通执行公民的某些基本权利;程序简化的属性则是应急性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以及具体性的紧急行政行为特别强调程序的高效和简便。     

论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

在国家遭遇到威胁其生存的紧急情况时 ,一般都要通过行使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紧急权力来摆脱危机 ,恢复正常的宪政秩序。对这种紧急状态下的宪法效力的理解应当从宪法规范本身的价值出发 ,既不能因为紧急状态的出现而完全否认宪法的权威 ,也不能坚持宪法的绝对至上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在强调分权制约和人权保障的基础性价值的前提下 ,才能够在紧急状态与宪法效力之间寻得适度的平衡。     

完善紧急状态立法保障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

紧急状态是危及一个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发生的或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事态。如何在紧急状态时期始终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水平的标志。为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注重通过宪法和法律来确立国家的基本紧急状态制度,以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通过赋予国家机关必要的紧急权力,来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迅速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依据宪法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制定专门的紧     

宪法失序与对行政权剩余的规制——以执行权的变迁为视角

我国现行宪法认为行政权是一种执行法律的权力,没有政治功能派分。但在宪政实践中,行政权既有执行功能,又有政治功能,其政治功能缺乏合法性。行政权的扩张使宪法失序,主要原因是现有宪法没有一套规制行政权非正式来源的有效方案。宪法沉默之处就是宪法危机之所。行政权的非正式来源有其必然性,外在的、事前或事后的、间断的宪法制约机制不足以规制行政权,必须有内在的、事中的、连续的宪法制约机制予以配合。规范主义宪法的有效性必须向生活领域开放;功能主义宪法观的合法性必须获得法治化建构。行政法治模式宜以规范主义宪法为基础,以功能主义为补充。行政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法律程序是内在宪法制约机制的要素。     

浅议地方权力机关监督工作法制化

一、地方权力机关监督的性质及其特征地方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享有监督权。监督权是地方权力机关职权中的核心权力,它在权力监督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其主要特征是:①地方权力机关的监督是当地人民监督国家机关活动的重要和基本途径。根据宪法规定,地方国家行政     

合作、牵制与法律程序--新东欧六国紧急权力制度

如果以谁有权宣布紧急状态作为分类标准 ,那么 ,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总统模式 ;而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三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议会模式 ;实施议会模式的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议会闭会时紧急权力的宣布情形。与“事实时空”模式和“独任”模式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典理论相反 ,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属于“制度时空”模式和“合议”模式 ,强调法律程序、合作、牵制和妥协。新东欧六国的紧急权力制度的经验可以为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的目标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试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监督的内容和方法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各地的实践经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实施监督的范围和内容应该是:在法律监督上,主要是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下一级国家权力机关违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比如,对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本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规章、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进行监督;对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下一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决定进行监督;对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本级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有关批复以及有关案件的判决、裁定和决定进政监督;对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任免本级国家机关有关组成人员的事件进行监督;对本级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其他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     

行政紧急强制实施的程序

在法定机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为应对紧急危险,保护公共利益,行政主体往往会采取行政紧急强制措施。鉴于行政紧急强制措施可能对公民人权保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各国通常采取一定的方式来控制行政紧急强制的实施。行政紧急强制实施程序就是一种有效的控权方式。许多西方国家在行政紧急强制实施程序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行政紧急强制实施的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运用行政紧急强制权力,采取行政紧急强制方法时,需要遵守的步     

安全抑或自由:危机中的美国宪法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

<正> 军事立法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军事法律的权力,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军事行政法规的权力,中央军委的下一级军事机关制定军事规章的权力,以及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与军事机关联合制定或单独制定军事行政规章的权力。目前,军事法律、军事行政法规和军事行政规章这三种军事法的渊源在宪法上已有规定,而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在宪法上没有直接规定。因此,对于中央军委及其下一级军事机关的军事立法权在学术界乃至立法机关有不同看法。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论紧急状态启动的宪法规制

宪法规制紧急状态启动是维护宪法秩序、规制行政紧急权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紧急状态启动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紧急状态的界定和分类、确定宣布紧急状态的主体和程序、限定紧急状态的期限。我国紧急状态启动制度存在紧急状态的界定不明确、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不具体和没有规定紧急状态的期限等问题。为完善紧急状态启动制度,我国宪法未来需要对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紧急状态的持续期限和延期程序加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