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区能耗高低“样本”追踪

日前国家发改委与30个省级人比政府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再次将地方政府在“节能降耗”中的责任与角色定位推到了舆论前沿。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接连大力度出台相应政策,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再次加强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节能减排一票否决绩效考核：央地博弈中的逻辑演进

选择合适的绩效考核工具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内学者对于环境保护是否适用一票否决绩效考核工具争议不断。在实践先行的情况下,通过构建基于绩效改进的央地博弈模型,分析节能减排从一票否决绩效考核的启动到表态式一票否决绩效考核、考核式一票否决绩效考核和绩效考核科学化的演进逻辑,可以有效地回应上述分歧。分析结果认为,考核成本和目标达成度是影响中央政府采取何种考核方式的决定因素,省级地方政府的强力博弈是影响中央政府目标达成度的重要因素;中央政府以及省级地方政府都会依据自身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反思,提出绩效改进的行为策略,以启动下一阶段的博弈,进而在实践中推动了节能减排一票否决绩效考核的演进。对四个阶段绩效考核方式的效果进行比较发现,一票否决之于节能减排绩效考核并不是必然的要求,科学化的绩效考核更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更有利于维护制度的威信。     

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选择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重大改革措施,都是通过中央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来推动的。中国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地方政府不断进行公共政策选择和创新的过程。作为政府主要调节工具的公共政策,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影响和重要作用。因此,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经济环境中,扮演着双重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只有结合自己的实际,不断进行政府的公共政策功能选择和创新,才能确保中央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消极与积极:宏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困境——基于制度分析的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地方政府逐渐与中央政府成为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诸如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等,给了地方政府在紧缩性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与中央政策博弈的动机;而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惩戒力度明显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博弈动机。本文认为,正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了地方消极对待中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赶超战略的历史任务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进入了制度供给的困境。     

以低碳经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中央政府要改变对地方政府传统GDP的考核方式,向生态文明的统计体系转变,通过更加精确、完善的基层数据与指标体系,建立起切实反映、衡量生态文明的考核体系。这样的考核体系更促进了地方政府、企业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目标,中央政府更加严格地要求企业提供基础数据,企业更加自愿地提供基础数据,如此便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良性互动循环。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可测量、可报告、可验证"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博弈论视角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问题

从博弈论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特征。从委托人———中央政府和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央政令时有可能拒绝接受委托,或虽然接受委托但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治理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注重"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重要因素,并通过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合作,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方式方法,正视地方的合理利益,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等,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基于地方创新的视角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被称为全世界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最高的制度.近年来,一些地方致力于解决社会组织“登记难”问题,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尽管各地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时机和方式有所差异,但这些地方创新仍有一些共同特点.地方创新的动因可以从地方自主性增强、政治风险低、获利动机驱动和社会力量兴起等几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央政府提供政策选项,使地方政府能够分享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权,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体现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新动向——分类管理.     

中国国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

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央政府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虽然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人事权,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纲的考核标准,使得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尚有不足,这是我国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现象产生深层次的原因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也跟我国现处的发展阶段及发展进程有关。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对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土地调控力度,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但地方政府有与中央不同的目标,而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地方政府规避中央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在梳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三重分割问题,即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分割,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割,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割.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管理和经营土地资源的直接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相应的长期后果.这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超常经营土地的行为,形成所谓"土地财政"现象;另一方面造成土地保护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由于土地管制和市场调节双重失灵,尽管中央政府不断收紧土地闸门和信贷闸门,对土地开发市场的调控效果仍不明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运用未见实质性改观,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     

中国产业政策差异的文献量化研究——以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中央政府政策具有全局性、指导性和原则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政策则更具针对性、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其不同的特征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存在时间、机构和内容等多方面的差异。本文以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为例,搜集整理中央政府和广东、福建、江西、甘肃四省地方政府颁布的产业政策,采用政策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开展基于发文时间和发文机构的文献外部属性特征分析,以及文献内容的政策工具类别挖掘,描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产业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政策差异与产业发展实践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政策发文时间的初始颁布年份和密集颁布年份存在差异;政策发文单位的层级和产业主管部门存在差异;政策工具使用的目标、重点、思路和时间存在差异;不同地区产业政策导向影响了地区产业发展模式。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可应用在其他产业政策差异的分析上,研究的相关结论可为产业主管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支持     

我国住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机理分析

我国住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其特定轨迹。目前,我国住房政策制定已形成了以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主,以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财政部、银监会、监察部和统计局等中央部门为辅的主体框架。住房政策实施达不到预期目标、政策异变或者政策失灵(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的住房政策在地方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近十多年来,中央政府的住房政策制定呈现出一定的规定性、原则性、统一性和短期性等特征。地方政府对中央住房政策的策略响应主要是延缓执行、选择执行、变通执行和创新执行。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城郊土地管理困境:中央与地方的“土地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土地博弈"在城郊土地管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造成城郊土地管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存在差异,分税制的不完善,以及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尚不完善等。而化解"土地博弈"的困境在于将农民纳入博弈之中,完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制度,建立土地配额转让流通机制。     

地方政府的行为博弈与其外在性

在中国 ,随着中央与地方分权化的改革进程 ,部分地确立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地位、增强了其独立的利益目标 ,一方面 ,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给定的约束线内进行自主性决策 ,市场主体地位增强 ;另一方面 ,分税制以及财政分级预算使地方政府追求经济绩效有了强大的激励机制 ,地方经济利益增进目标突出。但是 ,地方政府在和中央政府以及企业行为博弈的过程中也已引起了一些外在性问题 ,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改进。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分析

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在内的博弈均衡。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设计者是中央,执行者是地方政府。由于中央与地方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和偏好不一致,就会导致中央提出的政策与地方实际执行的政策不一致,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反应,与地方政府重复博弈,诱使地方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顺利、彻底地实施。     

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失败探析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问题的存在,反映我国相关教育政策存在问题。问题主要在政策自身的问题属性、政策自身的缺陷、政策执行不到位、相关制度的制肘、流入地政府不重视等方面。要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我们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制度理念的创新——树立通过"政策群"意识,主要责任在中央政府意识;制度层面的创新——改变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义务教育财政管理制度,强化现行的以"流入地"政府的治理责任,改革现有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继续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建构"服务型"政府。     

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视角下的再阐释

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在20世纪后2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性"分权"使地方政府在政策和行为上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而中央对政治性资源的有效控制,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及其党政领导干部致力于围绕实现中央制定的政绩目标这一过程而持久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济增长可以视为一种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有效克服其局限并最大程度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从干部选任机制、考核评价标准、监察体系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     

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及利益的协调

如何进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合理调整其利益结构,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目前政府分权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和利益协调的建议,主张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制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