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实务探究-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为视角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了以检察监督为主的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模式，使我国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突破。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的规定仍然比较原则，为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在程序设计上要解决好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主体、受理条件、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调查处理方式、侦查机关自我审查程序、违法侦查行为的处置等。     

数据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基于侦查行为相关性的考察

信息革命下，网络信息技术全面介入犯罪治理活动，刑事侦查空间从物理场域跨入数字场域，引发刑事侦查活动思路由追溯性犯罪打击向预测性风险防控转化，进而形成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在评价具体侦查行为与侦查对象之间相关性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尤其体现在令状控制失灵和无罪或罪轻数据证据难以收集两个方面。应对这些困境，需要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项基本价值的框架下规制数据侦查行为，加强数字正当程序的理论供给，具体体现为建立被指控人获得合理的数据推论的权利、设立司法预审制度、以及对侦查程序中的具体相关性规则予以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刑罚权运用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予以重新矫正。     

公民隐私权在侦查行为中的界限

作为宪法权利的公民隐私权在所有公法上都具有自身的特定意义。笔者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与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主要侦查行为为分析框架,力图认清作为隐私的生活要素在侦查行为中受到的影响,以发现隐私权在侦查行为中的界限,为法律制度重新构建程序上的保护措施提供可能性。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制度中的内容，属于特殊的侦查手段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早有研究或实践，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尚未深入。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本文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有必要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诱惑侦查纳入侦查制度体系中。     

司法审查侦查原则论

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程序和行为必须置于法官的审查监督之下,以保证侦查程序的规范运行和侦查行为的合法实施。侦查程序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的价值精神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理念在侦查程序上的落实,另一方面在于程序正义价值实现对侦查程序的要求。国外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化保证司法审查侦查原则的地位,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侦查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进行落实。     

贩毒案件中的反侦查

反侦查行为的普遍性和活力对抗性贩毒案件中反侦查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存在,直接导致贩毒案件侦查的发现难、经营难、控制难、查获难、追赃难、审讯难、起诉难。反侦查行为是以侦查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并因侦查行为的变化而变化的。反侦查行为的存在,必然引起侦查行为的调整和发展。侦查行为与反侦查行为相互映射、相互制约、相互抗衡、相互促进,其中任何一种行     

“人的尊严”的法理疏释

"人的尊严"是一种在法学上广为引用的哲学、伦理观念,它表明每一生活中的个人均为法律上自治、自由、自主的行为主体,法律的根本目的即在于保障人的尊严的实现。"人的尊严"有一个在历史上长期演变的理论发展过程,并最终率先在国际法律文件中得以确认。人的尊严有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个人主义与人格主义、正面的定义与反面的定义等多种理解方式,而在法律的具体意义上,人的尊严意味着人的神圣性、自主性,人是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责任主体的统一。相对而言,国家在保障人的尊严方面,更多地是以"义务主体"的形式出现的。     

侦查讯问中沉默权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兼谈如何从制度上体现对无辜者的保护

沉默权问题与侦查讯问是紧密相关的,沉默权制度的实施将直接影响到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行为策略的实施和利益的分配。传统上关于沉默权问题的探讨过于抽象和意识形态化,无法使人得出对沉默权的理性认识。以经济学的市场商品理论来理解沉默权,从该视角审视这一制度,帮助研究者们全面、理性地认识沉默权,并借此分析侦查讯问的互动状态,得出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保护无辜者的结论。     

法律文化差异与中美侦查制度

中美两国的法律文化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以及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等层面的取向上存在明 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地反映在两国侦查制度在侦查组织制度、侦查行为、侦查程序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之中。比较研究表明， 美国为其侦查制度在法律文化中政府权力向个人权利的妥协的价值取向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同时，我国在借鉴与吸收某些西方的 诉讼理念与制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中西方在法律文化上存在的差异。     

侦查讯问中沉默权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兼谈如何从制度上体现对无辜者的保护

沉默权问题与侦查讯问是紧密相关的,沉默权制度的实施将直接影响到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行为策略的实施和利益的分配。传统上关于沉默权问题的探讨过于抽象和意识形态化,无法使人得出对沉默权的理性认识。以经济学的市场商品理论来理解沉默权,从崭新的视角审视这一制度,帮助研究者们全面、理性地认识沉默权,并借此分析侦查讯问的互动状态,沉默权制度有利于保护无辜者。     

唐代侦查活动研究

唐朝时期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全世界各国借鉴的典范,由其是在盛唐时期。在司法制度方面,《唐律疏议》不仅对初唐的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而且对唐代的刑事制度有了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的规范。但是,具体到侦查活动,关于唐代的侦查活动及体系可供参考的文献并不多。诚然,唐代的侦查活动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因为由于唐代以及前期侦查活动的萌芽和发展,才能沉淀出宋代关于侦查措施及法医学的历史著作。介于此,笔者拟通过综合史书中片段的唐代侦查行为,如以刑讯逼供为主的审讯活动;弹劾制度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检举箱背后的间谍系统和秘密侦查以及社会舆论对侦查活动的影响来论述唐朝的侦查活动。     

时间论证侦查方法

关于时间论证的认识在侦查的信息链上,时间对于侦查破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发挥时间在侦查中作用的关键则在于侦查人员运用行为时间和行为人之间关系的能力。所谓时间论证,是指侦查人员随着案件的发生、发展,截取其中较为客观的某个时间作为参照,对具体的犯罪行为以及关系行为时间进行定位,遵循犯罪的基本规律,分析判断这一时间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查找并发现行为时间的信息载体;或者对一段时间内多个行为时间与单一犯罪主体的对应关系进行查证,以确定犯罪行为人与行为时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揭示犯罪的过程。在表现形式上,时间论证就是一个“时间定位系统”的运     

论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与规范结构

从理论上揭示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和在实践层面上对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法规范的结构进行分析对于建构和完善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无效行政行为的理论基础在于消极抵抗权理论、行政行为的有限公定力原理和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在完善公力救济制度的同时,允许行政相对人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私力救济更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建立刑事司法令状制度之管见

在我国,侦查权过于强大,侦查活动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而司法令状制度正是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的有效机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为保障公民个人自由,抑制侦查权被滥用的倾向,在我国确立令状制度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势在必行。     

侦查谦抑性论纲

侦查谦抑性原则有其哲学、政治学及法理学、经济学基础,它的基本要求是侦查行为的最后性、侦查行为的必要性、侦查行为的相应性、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及侦查结果的非起诉性等。目前,西方各国主要通过制度的设立这一静态途径和侦查运行过程中警察自由裁量权内敛这一动态途径来实现侦查的谦抑化。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实现侦查的谦抑化。     

对不服公安机关侦查行为案件的审理

对不服公安机关侦查行为而提起诉讼的案件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审理以及如何审理,行政法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尽一致。本文拟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可诉性及其司法审查的标准等问题进行探讨。一、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有人认为,公安机关侦查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无权受理,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公安机关侦查行为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有权对其进行司法审查。首先,从公安机关的性质来讲,侦查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易…     

欧洲人权法院视角下非法诱惑侦查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以“Akbay and others v Germany 案”为例

Akbay案裁决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诱惑侦查问题上的态度,即诱惑侦查的非法性需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进行识别;非法间接诱惑侦查的认定应当以官方对共犯加入的可预见性、诱饵对行为人影响的决定性为标准。针对官方非法诱惑侦查行为,法律应当施以排除所有证据,或者终止程序等具有同等效果的法律后果。在国际社会毒品犯罪泛滥、全球应对毒品犯罪目标高度一致背景下,该立场反映了诱惑侦查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诱惑侦查规则的完善有较大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资源与司法实践,区分非法直接诱惑侦查与非法间接诱惑侦查,明确非法诱惑侦查的认定标准与法律后果是促进诱惑侦查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浅析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机制

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法律监督方面的规定较少且过于原则化,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为了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除了明确具体的事前审批程序外,检察机关可以在侦查过程中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侦查,从而对技术侦查进行事中监督,还应建立事后通知机制以实现对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另外,我国可以尝试构建技术侦查措施的报告制度以及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机制从而更好地预防权利滥用。     

论侦查行为的分类

分类是探寻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和路径,这对于侦查行为而言也是如此。通过对侦查行为分类,可以厘清刑事侦查行为的本质,明晰侦查机关权力的具体承担者——侦查行为的价值指向。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不同法系、国家的侦查行为的异同进行研究,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实现扬弃,可以为权利保护提供不同视角,为精确和严密的立法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