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世"、"盛世"与"大同"思想考辨

古代的"治世"、"盛世"与"大同"社会都是人们所希望的理想社会形态,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治世"、"盛世"又和"大同"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一种治理国家的水平和达到理想的治理结果:后者则主要反映了民众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设想和勾画,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前者是一种现实层面的努力和对治理过程的一种总结和反思、修正;后者则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目标.     

“管理型”社会治理的伦理困境及其救治

根植于工业文明的"管理型"社会治理具有效率优先、程序正义、民主平等、依法行政等理性精神。但是,它的"价值中立"原则、"官僚科层制"治理架构及"技术至上"治理路线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对伦理的排斥。因此,必须实现向"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伦理转向。在"服务型"社会治理中,伦理因素是引导社会治理前行的基础力量,社会治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成为现实,从而使其处处表现出伦理化的治理倾向。当前,我们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由"管理型"模式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     

法律商谈理论视域下的商议式司法机制探究

以法律商谈理论中"对话""商谈""商议"或"沟通"等主体行为及其价值、准则、精神与理念为基本结构,探索建设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理论、机理、机制与原则意义重大。阐释和界定商议式司法的概念就是在"理想的言谈情景"和中国法律制度框架下,对于案件本身在实体事实与法律责任认定以及在程序选择适用等方面,允许所有司法活动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理性的参与以及彼此的交往行动,以对话、商议和论辩的方式达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可接受性的普遍有效共识;商议式司法的基本特征在于对话性与商谈性、程序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运行中应遵循自愿合法原则、平等自由原则、真诚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论党内规范性文件向国家法律的转化

党内规范性文件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内法规共同成为党内治理的重要依据。与党内法规不同的是,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溢出"效应显著,在规制事项上已超越党内事务,与国家法律调整范围发生了交叉重叠,此为转化提供了前提和可能。二者不同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党内规范性文件与国家法律必将和而不同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之中,共同致力于党内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一体化实现。"精化"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国家法律体系构建、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结构三重转化的价值说明,党内规范性文件向国家法律转化既必要也必须。在转化的过程中,有限转化原则、合目的转化原则和临界转化原则是转化需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此外需对党内规范性文件转化为国家法律的种类进行适当划分,对转化程序做出专门的规定。     

以地方立法推动网络反腐的当代解析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反腐模式,在推动政治生态绿色发展,预防惩戒腐败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在网络反腐法制化的过程中,地方立法在其中的功能作用亟待发掘。网络反腐与地方立法二者之间的内涵特性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相斥的一面,其相互作用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内在需要、法律体系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治理的差异化需求和网络立法革新的现实呼唤四个维度。应从对立法模式的选择、网络反腐在反腐法制体系中的现实功能、网络反腐中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三个方面,探析以地方立法推动网络反腐的可行性路径,以期贯彻落实"夺取反腐败斗争伟大胜利"的精神和要求。     

社会选择、公共理性与民主制度建设

民主制度的成功运行与主体人在利用机会和制度实现个人合理目标上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公正同时依赖于有效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理性的行为方式。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将制度方案的设计与运行同人们的行为实际结合起来,这是制度建设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我们通过分析罗尔斯正义原则对民主制度的理想设想,讨论社会选择理论对特定社会结构中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冲突、协调与均衡的分析,力图说明制度建设不能"为制度而制度",而应该着眼现实,从解决那些很多人都关注但缺乏强有力的见解和解决方案的问题入手,寻求建立合理制度的具体方法和现实途径。     

论道家的治国方略

道家的治国方略,以"道法自然"为基本理论基础,以"柔"和"不争"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无为而治"为治国的基本方法,以"非战"、"不尚贤"、去"苛政"为实现治理的具体路径,提出了"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的理想社会运行模式。这些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转型期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研究

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对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主体和建设主体之一,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独具优势。近年来,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中存在着认识偏差、管理及运行滞后于现实需要等问题。为此,建议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有序发展。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和职能。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包括委托代理风险、腐败风险、信任与认同风险、地方文化冲突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在内的多重治理风险。这些治理风险因素的消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旨趣。基于此,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社会治理环境特殊性、法律和监管阙如多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治理风险的现实诱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化解思路,包括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制以及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

正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社区治理问题关系到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基层社会民主的实现,如何选择和实施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把"坚持党的领导,固本强基"作为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人工智能与网络社会情绪的规制

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矛盾凸显而导致公众情绪不稳定,随着信息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互联网成为公众因现实环境中社会不公因素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平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情绪传播由于互联网技术特性加持产生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传播特征。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于网络传播领域的应用进一步使网络社会情绪在表达、聚合环节得以加强与优化,并在网络社会情绪引导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方面展现优势作用,其中以算法技术、智能识别技术以及AR、VR技术尤为显著。人工智能在网络社会情绪传播应用中体现优势的同时也引发诸如群体情绪失控、主流媒体去权威化等新的传播问题,治理与引导领域的"一刀切"做法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这些问题产生于网络虚拟社会却作用于现实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对网络社会情绪引导提出更高要求。打破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认知误区、强化媒体责任、提升"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等是使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得以优化的重要措施。     

论法制革新与国家的经济治理——基于制度主义的思考

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变化迅速,而对其提供支撑和保障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不断地进行革新,制度主义从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的角度为其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分。国家治理要求法律制度的革新能够时刻保持时代性,而经济治理则又要求法律制度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两者最终在法律制度的革新中得到统一。     

网络社会中诚信问题的本质及其治理

网络社会诚信问题的本质是现实社会诚信问题在网络社会中的延伸,并因网络社会的特性而尤为突出。因此网络社会诚信问题的治理,就必须遵循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完善技术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构建起一个以自律为主导,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诚信治理体系。     

论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及其体制运行基础

社会管理是政治管理、社会自我管理合与分的辩证统一.如何在加强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巩固权力合法性的同时,有效增进社会主体的权利,增强社会力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以消除权力结构失衡带来的治理障碍,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现实问题.任何层级的管理都需要有相应的体制依托和运行基础,而管理体制的选择必须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现实的治理需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正确把握“强政府”、“强社会”的发展逻辑,构建相应的体制运行基础,其中特别要坚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协商原则、管理主体行为的法治和规范原则、公共权力运行及资金使用的透明和公开原则.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互联网+政务”建设和运行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主的社会运行模式已逐渐盛行在各个领域。而"互联网+政务"就是该模式在政府治理方面的重要实践。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成都的支柱性产业,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为成都市"互联网+政务"的开展和运行提供了有效契机。因此,在全面总结成都市"互联网+政务"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并厘清"互联网+政务"建设和运行的现实困境,对于构建成都市"互联网+政务"建设和运行的法律保障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治理对策

由于传统观念、现实国情、政策导向等方面原因,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未能准确、充分地回应现时代社会要求,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与社会秩序恶化,催生了群体性事件.而对于已经产生的群体性事件,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处置效果也并不理想.通过树立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理念,构建公正有序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社会治理模式优化,关键在于权力必须将支撑社会治理运行的核心地位让渡给法治,由此构建以法治为主导,权力、社会自治有机协调配合的社会治理模式,最终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论民法典时代乡村社会私权保障的逻辑展开

作为私权确认和保障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了私权进步的成果和开放包容的品格。如何将私权理念和权益保障的意识与机制引入乡村社会,进而对乡村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是民法典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做出的阐释与回应。我国基层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纠纷复杂多样,乡村伦理、习惯等社会人伦基础以及忽视权利行使的社会环境等,使得乡村社会在规则或程序治理中产生明显的实用主义、结果主义倾向,造成规则失语。面对法律运行的困境,在民法典权利视域下乡村治理应当弘扬私权自治、强调权利行使环境和程序建构中的本土融合等价值取向,体现乡村伦理、习惯与国家法规则的良性互动。将私权价值与本土伦理紧密结合,充分有效地将制定法规运用到乡村社会矛盾解决和乡村治理之中,防范社会矛盾异化和法律适用风险,冲破国家制定法与本土法文化的隔阂,推动现代私权保障体系的形成。     

民主集中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其内嵌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现实逻辑。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既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组织载体。民主集中制是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形成和完善的决策原则,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制度内核,同时为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提供强大的组织支撑,集中体现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中国逻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构建"一核多元"的国家治理模式,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治理理念,提高以执政治国为重点的国家治理能力,健全强化制度执行的国家治理监督体系,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