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辩难”的出路

律师“刑辩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只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关注。律师界一些仁人志士不惜牺牲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执业权利而与“刑辩难”苦苦抗争；一些同仁则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要么远离刑事辩护，要么得过且过，甚至采取麻木不仁的消极态度。可以预见，律师在刑事辩护中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困扰着而且还将在今后一定时期继续困扰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律师刑事辩护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疑问的提出，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刑辩难”的出路何在？一、解决律…     

改造:现代刑罚的迷误及其批判--兼及刑罚范式革命与制度变革的思考

本文从“改造”这一刑罚的中国经验出发,结合现代刑罚发展的历史,在修正国内流行的“刑罚进化论”的基础上,以改造刑为例,对现代刑罚制度与理论的迷误及其刑罚理性的谵妄与僭越,进行了具体的工具分析和价值批判;同时,借此分析与批判,本文最后将对于刑罚问题的认识引向关于“刑罚范式”革命的思考,提出了在“刑罚范式”的意义上,现代刑罚应从“国家vs罪犯”向“刑事债权人vs刑事债务人”进行转换,以此实现从“改造刑”到“契约刑”的刑罚制度变革,走向刑事法治的新境界。     

契约精神与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兼评《保险法》第54条与《刑法》第198条规定之冲突

民刑冲突是法律冲突的表现之一,其困惑在于法律适用上的难以选择。总结民刑冲突现象有两种:一是涉嫌违法或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二是合法与犯罪截然对立的民刑冲突现象。民刑冲突现象的产生原因关键在于平等的个体于内在理念上的冲突:即,民法的个人权利保护与刑法的社会利益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所至,也是契约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民法优先”是契约精神在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中的必然选择。实践中应具体考量社会公正、功利主义、社会效益、从严解释四个价值导向。     

契约、意思主义、卖买——试论清末时期的物权契约观念

清末时期，日本民法学逐步被引入中国。日本民法学在契约定义上，采用广义契约学说；在物权移转主义上，采用意思主义学说。这为物权契约观念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物权之契约”和“债权契约”用语相继被使用。至民国初年，大理院则通过判例，对物权契约进行了定义，并界定了物权契约的有效成立要件。但清末时期的物权契约观念与德国民法学理论中的物权契约（物权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契约为分析工具

本文以契约为分析工具,认为辩诉交易为一种刑法上的契约。引入契约的效力理论,以自由和正义为理念,剖析被告人、司法机关和被害人的契约命运。以期为辩诉交易设定契约边界,真正实现刑事公正和契约自由,刑事法定主义与契约自由的兼容并蓄。     

赎刑的废除与理性回归

从产生到废止,赎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历史变迁中,赎刑被新刑法典拒之门外。理性对待赎刑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应去除赎刑中的特权因素,继承赎刑中的理性成分,对赎刑进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改造,使赎刑古为今用。     

试论刑事协商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刑事契约理念与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共通之处.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在刑事司法领域倡导契约理念不仅有利于案件的快速与彻底解决,而且还体现了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能够充分实现当事人对案件解决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刑事契约观念为基础来构建我国的刑事协商制度,对实现刑事案件的迅速解决,实现诉讼各方都满意的结果,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追求公正与效率都很有现实意义.     

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趋势

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契约自由绝对化，故而引起了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吉尔莫主张的“契约的死亡”，而是契约理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完善与丰富。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从立法本位角度出发，通过从尊重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本位转向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本位，限制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荚美法系国家一方面通过传统契约理论一约因，来限制契约的自由；另一方面经过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对特殊领域有专门的立法限制契约自由的发展。     

误解与重读——以传统赎刑为背景研究刑事和解

已成为社会热门话题的刑事和解，一方面受到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追捧，另一方面，也遭遇到是“以钱赎刑”、“花钱买刑”的质疑。笔者以为，传统赎刑与刑事和解是不同的。尽管两者之间表面上存在一些相似性，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漏洞仍需完善，但不能据此就简单地以为刑事和解就是“赎刑”的复活。同时，对于传统赎刑制度，我们也不应简单地否定，它作为曾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三千多年、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一种完备的制度，蕴含着大量理性的成分。我们应该对其中与刑事和解相契合的部分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诠释，为完善今天的刑事和解服务。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律 (如唐代律令 )对契约的规制或指导 ,在总体上是 :部分的民间事务靠习俗调整 ,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国家承认“私契”的地位 ,并承认它的规则。有关借贷契约的法律和契约实践表明 ,契约内容和契约活动是在法律规制下进行的。国家通过受理 (官为理 )、不受理 (官不为理 ) ,表达契约自由的限度 ;并有质物处理、保人责任等程序性的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设定 ;律令规定往往是相衔接的。但在实践中 ,契约内容对法律又有遵守与抵触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契约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质物交付与处理、保人代偿等问题上 ,这种冲突都比较明显。契约中还有“抵赦”条款 ,专门应对国家对私人债负的赦免效力问题。     

行政契约的契约基础

一行政契约的合意 行政契约存在的根基就是作为契约双方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享有契约自由,契约的成立是合意而非强迫。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一种手段,相对于行政命令等权威性管理手段出现的较晚。但行政契约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合理结果。从行政契约起源的西方国家来看,早期的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奉行“不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胃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行政手段已足以完成其职能,行政契约自无产生的…     

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分析

社会契约的“订立”旨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作为国家“存在原理”,社会契约主旨是解决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其终极关怀是人民的福祉——保障安全、自由、财富和尊严等。但这些可欲的价值的实现须符合一种正义的原则和道德要求:平等对待和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合作体系中的每一个立约者。平等、互惠构成弱势群体保护的社会契约基础和道德义务,也是社会契约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条件。在这一意义上,不保护弱势群体,社会契约目的就不能达到,政府合法性就被质疑。弱势群体保护需要对社会契约进行动态完善——创新保护模式、着力后续调整、突出经济权利、建立诉讼制衡机制、高扬人本立约观。     

论短期自由刑的利弊之争

短期自由刑改革是近现代刑罚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刑法学界在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上进行了百余年的争议，我国也面临短期自由刑问题。对中外刑法学界在短期自由刑问题利弊问题上的否定说、肯定说和折衷说进行评析。发现短期自由刑兼有利弊，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因各国的不同国情而别，这有助于我国相应刑事政策的制定。     

论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的法治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发出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前进号令，公安刑事技术法治化是全面法治化的一环，是落实“严格公正司法”的重要科技保障。公安刑事技术法治化建设需要：自觉增强法律意识，深刻理解“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在公安刑科技领域的目标任务，在各自的岗位上、具体工作中增强法律意识、规范意识、证据意识；积极推进法律健全，更为积极主动地参与狭义立法，在立法层面为公安刑事科学技术法治化建设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全局性、前瞻性完善公安刑科技广义法律体系和法庭科学标准；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将刑事科技领域的制度创新纳入法律框架之内，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刑事科技领域现有问题，并防护刑事科技人员免受责任追究风险威胁；力争增进法律效果，不断探索提升法庭科学质量的各种路径，融合数字刑技、智慧刑技等更多新兴领域的新内容、新方法。     

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重构与价值分析——兼论中国法治模式

“从契约到身份”在“从身份到契约”基础上的历史重构是人类法治文明史的又一次飞跃,其蕴含着利益均衡、实质平等、诚实信用等现代法治价值理念。适应时代潮流,中国现代法治建设需构建整体契约框架下的有限身份的法治模式。     

“性贿赂”缘何难“入刑”

“性贿赂”该不该入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因检方未对其“性贿赂”情节提出指控，再度引发舆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事实上，自1996年修订《刑法》起，“性贿赂”该不该入刑的争议，至少持续了17年。17年来，虽然官员权色交易案件屡发、高发，社会各界不断呼吁立法制裁“性贿赂”，但历经8次修订的《刑法》，一直未写入“性贿赂”。立法机关出于哪些方面考虑，未对“性贿赂”动用刑法“利器”？     

电子契约与传统法律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电子商务逐渐成为国际商务的主流，全球电子交易网络化的发展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大量出现。电子交易的首要特点在于意思表示的“无纸化”，这使传统法律制度特别是契约制度面临着严峻考验。因此，构建与协调电子契约的法律机制亦成为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首例网店偷税店主获刑案”的刑法学法理剖析

从2007年7月13日开始，各大网站都转载了一篇标题颇为“吸引眼球”的新闻：“全国首例网店偷税案宣判、淘宝网店主获刑”。说它“吸引眼球”，几个关键词十分抢眼：“网店”、“偷税”、“获刑”。这是一起“网络店铺的偷税案”，在案件中，网店的店主被处以刑罚。这必然引起各界的关注，并且引发了一连串的讨论。其中当然首先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还有许多是社会舆论、社会意识的问题。网上商店店主因偷税获刑，是否意味着对网店监管的加强？     

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对第三法域的探索

“事实上的契约关系”是一个在国际范围内争论较大的问题。作者认为,应当将这一问题置于“社会法”这一第三法域来加以认识。随着社会关系被纳入三个层次的调整模式．当事人之间的个别契约只是作为社会关系调整过程中的一个片断而存在。由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空间被大大压缩．事实过程也能产生契约关系,触发一种受到社会法保护的法律关系。     

契约履行的保障

“契约必须遵守”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命题。传统的法学观点认为保障契约履行的主要是道德、国家权力、社会舆论等,这些都没揭示出保障契约履行的本质基础。本文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契约订立、契约履行中的利益机制,从而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保障契约履行的根本原因是契约中的利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