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绑架罪比较研究

我国刑法与德国刑法中关于绑架罪的规定,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两国在绑架罪的基本类型上是相同的;关于绑架罪保护法益方面,我国可以将其确定为“公民的人身安危”而德国只能认定为“公民的人身自由”;两国在绑架罪的客观要件上存在重大差异;我国刑法只规定了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和加重法定刑,而德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有四个量刑档次。我们应当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设置合理的绑架罪的罪刑阶梯。     

略论认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几个理论问题

当前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判断．主要集中在对其外延，即具体情形的探讨上，但对“情节较轻”的内涵。即一些基本理论同题则探讨不多。在理论上，绑架罪“情节较轻”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需要司法者进行一定的价值评判。评判的基础是能够影响绑架罪罪质轻重的事实要素，评判的标准则是法益侵害的层次和程度。     

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司法认定问题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袭警罪以来,各地首例袭警案接连曝光。在司法实务中,对袭警罪中“暴力袭击”行为的认定不同和对袭警罪的保护法益理解的不同,造成了审判实践的差异,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如何认定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行为便成了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难题。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应指的是通过“硬暴力”突然地攻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警察,而不是通过“软暴力”、“缓和的”“非突袭性”的行为来阻碍警察执法。确定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与暴力袭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紧密相关。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和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前者系袭警罪保护的主要法益,而后者则为附随法益,而非次要法益。应透过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来检验“暴力袭击”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从而对袭警行为进行准确认定,做到合理合法地出罪和入罪。     

论绑架罪的目的

绑架罪作为目的犯,具有双重“目的”,不同的目的在刑法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其直接目的“将人劫走”是绑架罪的犯罪目的,而间接目的“勒索财物”或“作人质”则是绑架罪的犯罪动机。绑架罪的目的内容具有特定性,即必须是针对第三人,并勒索财物,要求程度上为“重大”。绑架罪的既遂要求绑架罪直接目的的实现,但不要求其间接目的的实现。     

警务辅助人员作为袭警罪行为对象之提倡——以警务辅助人员协助执行公务为主要视角

关于袭警罪的行为对象能否包括警务辅助人员这一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不同看法,大致分为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从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来看,暴力袭击警务辅助人员的行为会破坏民警整体执法秩序、侵害人身安全,因而同样侵犯该罪法益。但袭警罪条款将行为对象规定为“人民警察”,使得无法通过形式解释把警务辅助人员解释为袭警罪的行为对象。所以,应主张肯定说,在保护法益的基础上对该罪行为对象进行实质解释,以“公务论”取代“身份论”,明确将警务辅助人员扩大解释为袭警罪的行为对象。     

绑架罪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主要对绑架犯罪的罪名确定、客观要件、犯罪主体以及敷罪并罚等几个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探讨。在罪名确定方面,认为应当以绑架罪作为罪名较为科学;在客观要件方面,赞同绑架罪单一行为说:在主体构成上,主张14周岁至16周岁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行为人犯绑架罪的也应受到处罚;对在绑架犯罪中有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情形的,认为不应将绑架罪与其相牵连的故意杀人等罪实行并罚,而仅以绑架罪一罪处罚,故意杀人等犯罪行为只是考虑适用死刑的一个量刑情节。     

论绑架罪的既遂标准

关于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理论界存在“犯罪目的实现说”、“目的行为完成说”与“绑架行为完成说”的分歧。因为犯罪既遂的判断应以“构成要件说”为准，而绑架罪在客观方面又只需具有绑架他人的单一行为，所以绑架罪既遂的标准应是绑架行为的完成。     

从刑法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考量绑架罪的修正

作为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回应，《刑法修正案（七）》一改过去只强调入罪、强调提高法定刑的做法，而注意出罪和入罪、提高法定刑与降低法定刑相结合，对绑架罪进行了修正。从刑法对法益动态保护机能发挥的视角观察，绑架罪仍存在进一步完善余地，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如何刑事立法如何走出个罪，实现类型化的刑法保护进行了探讨。     

论财产罪的保护法益——本权说与占有说的冲突

财产罪的保护法益围绕着本权说与占有说两种学说展开，两者之间的冲突主要在本权与占有的对抗可能性和对抗程度，关键在于对非法占有是否能得到刑法保护的争议，具体涉及刑法中的自助空间、刑法与民法的保护法益是否一致等重要问题中，析清两种学说之间的冲突，是确认财产罪保护法益的关键所在。通过对两种学说的冲突分析，确认基于正当理由的非法占有具有对抗原权利的效力。     

关于绑架罪认定的几个问题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和财产权利的犯罪,其危害性远远大于单纯侵害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罪。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绑架罪的最低起刑点为10年有期徒刑,这在现行刑法对各类犯罪法定刑的设置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绑架”本身是高度类型化的行为特征,因此,如何理解绑架罪之行为方式、绑架与勒索财物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认识绑架罪的关键。     

非典危机引发的公民权利问题刍议

非典危机凸显政府预警和应急机制的局限,更反映出我国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上的问题。我们应以公民知情权和人身自由权为核心,借鉴国外维护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经验,在宪法和法律层面上规范和实现公民知情权,尽快制定《信息自由法》。同时,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平衡的角度,分析抗击非典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合理限制,强调坚持“法律下的自由”。     

论行业协会劳动能力权的内物权保护

在现代社会,人们通过竞争性交易不断去实现他们的财富创造和享有相应的财富收益。经济法本质上是对人劳动能力权的保护,是对人应享有发展的自由、利益、安全的权利保护,是对人权的终极关怀。劳动能力权作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其核心价值在于营造以人为本的公平、平等和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而行业协会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形成正在冲击着个人的财富创造与积累,其劳动能力权的研究价值在于保护个人和企业的自由与安全发展。     

恶搞现象之法律透视

恶搞成了2006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恶搞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一种具体形式,国家应当保障公民以恶搞这种方式充分行使言论自由权;同时,公民不得以恶搞的方式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恶搞作品不是著作权法规定的演绎作品,而是滑稽模仿作品,它不侵犯被恶搞者的著作权。     

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

康德的法权哲学思路是和他的三个《批判》所述一致的,“科学知识”要发现“自然(关系)”中的“必然性”,而“法权学”则是要在“人”的“关系”中发现“必然性”,也就是关于“法权”的“先天综合”何以可能的问题.“法权”问题又和《实践理性批判》里所论述的“自由”密切相关.“自由”的“限制”“关系”就《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道德”来说,“根据”在于一个“形式”的“应该”,而就现实的“国家-法律”来说,则是“自由者”之间的“法权”关系.“法权”“本体的所有”既“悬搁”又“范导”“现象的所有”.“自由者”在“人格-格位”“平等”基础上“限制”着各自的自由,由此而形成的“共同体”乃是“自由的共在”.     

绑架罪司法疑难问题的梳理与评析

刑法规定,行为人绑架被害人后又将其杀害的依绑架罪论处,绑架杀人的犯罪形态应是牵连犯;绑架后又对被害人抢劫的,应对绑架罪与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绑架罪包含了两个具体构成要件,即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厘清绑架罪中的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则是区分绑架罪与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因素。     

对下调法定最低刑责年龄的省思

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下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一部分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倚仗法律保护肆意实施危害行为的"钻法律之空子"的情况发生,能够有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使公众免受"12岁恶魔"的伤害。在作为调整对象的低龄未成年人一侧,最低刑责年龄的下调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付出代价。戴上这只法律"金箍"的未成年人将不得不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自身行为的检点合法。当然,虽然法律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下调,但犯罪未成年人仍然需要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矫治环境中得到救赎,既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关了之"[1]。在"疏"与"堵"并行的同时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使低龄未成年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中树立起对法律以及他人权益的敬畏之心。     

谈公安执法中保障人权与人身自由权的限制问题

“人权”与“人身自由权”密不可分，公民人身自由权只能是由公安机关按严格的执法程序执行，体现了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对人身自由权的保障；需要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时。也必须由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进行。目前，公安执法中还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现象。需要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期进一步的改善。     

绑架罪行为结构新论

由于绑架罪所侵犯的人身自由权包括了人质的身体活动自由权和第三人的意思决定自由权，所以决定了绑架罪是复合行为犯而非简单行为犯，即其完成形态由扣押人质与提出非法要求两行为组成。将绑架罪解释为复合行为犯，有利于犯罪预防和解决罪数问题。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