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概念的中国化理解与运用

"社会革命"概念在中共成立以前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使用,中共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用社会革命来规划奋斗目标,毛泽东把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社会革命理念的践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概念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运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微观面相。     

“关系”重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领导的现代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中央苏区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功成之所,但却是革命承转的关键一环。具有乡土"气息"的知识分子通过身份认同与革命传播的传统职业化等途径,重塑一种"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熟人",然后顺势把革命引向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认同的危机与中共革命中信仰与组织重建的困境,革命文化与农民意识的相互激荡,充分体现了中共党人理想信念之力和脚踏实地之功。     

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是指中共运用列宁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与传播,树立中国革命形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借助"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进行中共革命教育、传播中共革命理念;借助"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传播中共革命象征、促进中共革命认同、传播中共革命信仰。通过革命领袖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共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今后中共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     

歌声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歌的改造(1931～1945)

将文艺宣传延伸至乡土社会的神经末梢,深入到人民大众的心理,将松散的农民群体纳入到革命的组织体系中,实现上层政治理念与底层农民意识的有效联通,是中共的独特政治优势。抗战时期,中共不断深化对民歌"宣传政治"功能的认识,并创造性地在传统民歌中植入革命、抗战、生产等新鲜元素,使传统民歌实现了从"延续传统"到"融入革命"的话语转向与主旨重建,从而建构起一套运用革命话语、输出革命理念的新民歌文化体系。改造后的民歌既是中共革命话语的有效载体,又是民众表达心声、构建政治认同的另类途径,"歌声中的革命"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从阶级革命到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新民主主义理论从产生到丰富的实践过程,印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期革命实践中,中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却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批判和攻击,阶级革命在中国一时走入困境。为应对挑战,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以民族抗战和统一战线为旗帜,通过对阶级属性的重新定位,革命实现由阶级动员向社会动员的转变,实现从单一的阶级革命到革命的阶级联盟转化。由此,中共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实现了对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展现了一个超越单纯阶级革命范畴、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政党形象,推动了自身理论的创新与成长。     

地缘革命学: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地缘革命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归"人———境"关系的视角来解释革命的缘起。赣南、闽西能成为江西苏维埃运动中心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其独具一格的地方特质:集封闭性与外向性于一身。中共革命的成功,在于其一方面成功地结合了地方因素与群众动员两种手段;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地缘因素与中共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互动关系,使革命产生了动力。当然,中共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娴熟地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民歌再造与革命动员

抗战时期,中共高度重视传统民歌等文艺形式对政治动员及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共注重发掘传统民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并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再创造,赋予传统民歌这一民族形式以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其拥有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功能。中共对传统民歌进行改造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使传统民歌承载全新革命内容,二是基于革命需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新民歌创作。通过努力,根据地的民众积极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参军、战争、生产也逐渐成为民歌的主题,广大民众被有效动员起来,乡村社会焕发出新的面貌,奏响了响亮的革命号角。     

中共勇于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勇于自我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以自身作为革命对象不断地清除体内的肌体病毒和顽瘴痼疾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勇于自我革命贯穿于中共百年奋斗历程,集中展现为毛泽东倡导"思想建党"、邓小平提出"制度治党"、习近平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中共所掌握的"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体现为"五个坚持",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施党的自我革命相统一,坚持自我革命的重点举措和全面展开相统一,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不断抓好高级干部严于律己的示范作用,坚持不断推进全党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哈尔滨市革命旧址的保护现状与对策

1923年10月,在陈为人同志领导下,正式成立的"中共哈尔滨党组",成为党领导哈尔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九·一八"事变后,革命的火种越燃越旺,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周保忠等许多民族英雄;留下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刘少奇革命活动旧址、抗联三、六军基地、槟榔沟抗联密营地等许多珍贵的革命遗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哈尔滨市现存141处革命遗址已经成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服务并拓展哈尔滨市红色旅游,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遗产。本文针对哈尔滨市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部分革命遗址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与有志之士共同研究寻求解决的办法。     

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

近年来的中国革命研究中,"新革命史"或"新政治史"的取向日益明显。在新思维冲击下,传统中共历史研究需要怎样的视野转向,才能应对冲击就成了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从革命中的"新人"塑造出发,讨论身体在革命中的意义,提出了身体视角下的革命史研究的可能。通过对身体视角下革命史研究的梳理,以及土地改革中身体政治实践的讨论,强调身体政治可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启示。将身体引入革命历史研究,既是关照"人之再造"的革命诉求,也是以身体将人置入革命历史研究,并在动态历史实践中体会革命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对革命场景中身体政治的讨论,目的是推动原本处于相对静态的中共历史研究更多关注动态进程,最终迈向实践的历史研究。     

中央苏区早期革命生态探析

在社会稳定期,农民阶级一直是社会精英活跃的历史背后的巨大场景；在社会变革期,农民则在精英的引导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是,早期苏区乡村社会的革命生态并不尽如人意,农民的保守性、中共党组织的涣散、有限的凝聚力与活动经费的短缺,这些都是革命者必须面对的课题.走向乡村的中共党人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播火者”,正是通过其耐心而又细致的工作赢得了乡村社会的认同,凭借其对革命的信仰和对人民群众的亲和力把农民动员起来,最终汇成革命的洪流,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力、坚思不拔之志和脚踏实地之功.     

“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中共形势表述语词的使用变迁(1928～1930)

从1928年六大前后,到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党内的形势判断有着高低起伏的变化,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这两个形势表述语词也随着形势判断的变化而在使用甚至内涵上出现差异。分析这些差异,能够表现不同历史语境在中共思想动态和策略制定上的映射,从侧面还原这一历史时期中共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革命”概念辨析——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为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指"社会革命"。因此,将革命等同或局限于暴力夺权的政治革命是严重误读,并成为大多数相关错误观念的立论基础。本文就"革命与暴力"、"革命与执政"、"革命与改革"三对概念进行了辨析,以此来澄清当前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一些模糊认识。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来看,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干的是革命,执政和改革时期所从事的同样是革命。因此,新时期仍然必须保持革命的理想、作风和精神,为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而接力奋斗。     

走进生活世界：“革命日常史”的研究旨趣与方法

中共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问题,只有不断思考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才能推动革命史研究的不断前进。中共革命史是一幅内容丰富的历史画卷,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军事,也有社会、文化与生活,革命日常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革命日常史”希望通过探讨组织与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宏大问题的日常面相走进生活世界,丰富对中共革命的认识,提升其历史解释。通过具体的个案实践可以发现,“革命日常史”是可行的,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     

国共合作决策关键期土耳其革命对中共的影响

从西湖会议到中共三大,以党内合作方式推进国共合作的关键决策,不仅是马林以共产国际相号令的结果,也有着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努力。中共领导核心层所以变被动服从为积极参与,土耳其革命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联苏反帝、化解民族危机的动机促使中共领导层关注土耳其革命,进而实现思想飞跃,中共三大仍致力于国共合作,暂不顾及＂历史的危险＂。     

中共在安源的早期革命运作模式分析(1921～1925)

1920年代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与此前的历次工潮相比,这一时期由于中共的政治参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身份建构空前加强;工人群体高度组织化;基本实现经费自给以及对外革命经费输出,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共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的缩影,中共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革命运作模式是巨大革命张力与革命现实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不仅使中共在安源工人群体中成功扎根,还对中共在其它地区开展工运具有指导意义。但由于安源工运模式被批评"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而遭到党内检讨,预示着中共工运更激进时期的到来。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动员与互助合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基础上,渐次开展了一场政府主导、基层社会有效配合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动员机制无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具体运作体现在政府与基层组织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政府着力于设立机构、落实政策、开展评选和表彰劳动英雄运动等行政动员以及媒体、文娱、标语等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则予以一般性、季节性与阶层性动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并举,构成了有效互动的革命动员机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乡村社会的基本程式。     

评《论危机——1926至1929年的中国革命》

日本青年学者绪形康专著《论危机——1926至1929年的中国革命》(以下简称《论危机》),虽然只选取了一小段中共党史作为研究对象,却较全面论述了中共成立73年来的两条路线斗争,企图为中共探索克服“左”右倾错误危机的经验教训。这是外国学者论中共党史少见的一部著作。它有以下特点: 一、历史现实的巧妙联系 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论危机》论历史,却在“序论”中开宗明义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为其出发点,把讲话中的“警惕右,但是主要防止‘左’”的著名论断作为全书的中心思想。 作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是对中共七十多年     

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

革命动员的成效依赖于动员路径。1937~1949年间,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节日——春节成为中共革命动员的理想路径。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春节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中共革命动员有效性的表现,实际也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折射出华北乡村社会民俗文化在近代战乱环境中的演进形态。     

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

中共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只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才能阐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演变和最终结局,并为人类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参考,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然而,以往的研究模式和一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想实现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研究的真正突破,必须寻求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比较而言,中共革命与中国乡村相互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是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