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环境规则与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创新思考

在当前我国投资与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破坏。按照WTO可持续发展目标,正确处理贸易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我国现行若干环境法律制度尚且存在种种问题,需要在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环境立法与司法判例的基础上予以完善:改革与建立环境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改排污费制度为排污征税制度;完善与创新环境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制度。     

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冲突及其化解

地方政府具有三种环境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地方政府的环境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之间、行政责任内部存在冲突,其本质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以及地方环境利益和地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化解地方政府各种责任形式之间的冲突,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贯彻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和对地方政府进行诱导刺激。     

关于经济法中以“新型责任”弥补“行政责任”缺陷的思考

在经济法中使用行政责任范畴 ,限制了法院实施经济法的职能 ,不利于经济法实现其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 ;而使用“新型责任”(暂称为“经济责任”)范畴 ,既有利于确立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 ,也有利于经济法实现其调整机制的创新。它较之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具有其特殊性。     

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实现不能及其成因分析

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实现不能,是指因多种因素的制约或影响,行政责任追究主体对已经客观存在的、应依法追究行政责任的环境监管违法行为,不追究或者不能追究行政责任的情形 它是当今中国环境行政责任实现方面所存在的最为突出、危害性最大的问题,也是制约我国环境监管实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导致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实现不能的原因复杂而多元,其中环境监管行政责任制度严重缺失、环境监管及其行政责任实现的体制障碍、传统发展观与政绩观的阻却、以“官本位”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行政伦理失范的影响等是最直接的原因.     

论监狱行政责任体系的建立

监狱责任是行政责任。监狱内部原有的以经济责任为主导的评价体系，已不适应监狱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建立监狱行政责任体系，监狱行政责任体系包括对外责任体系、内部责任体系和责任实现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是合法、合理、公正。现阶段监狱行政责任体系的实现途径主要有对各种责任制进行整合，对监狱的生产正确定位，对监狱行政责任体系的有关问题展开实证性研究。     

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研究

近年来，政府官员参与安全事故瞒报事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暴露了我国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一些问题。本文首先剖析了安全生产行政责任的内涵及性质，并指出我国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追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建议。     

浅论我国公务员个人责任制度

行政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各国行政制度建设中重要的一环。而行政人员个人的责任问题又是当下社会发展所不得不面临和解决的又一难题。我们在注重制约行政权力、追究行政责任的同时,也应关注公务员作为个人在行政中应承担的责任。     

排除危害环境责任探析

排除危害责任在环境民事责任形式中应被具体化,且在构成要件上应与环境行政责任一致,具备行为的违法性和主观方面有过错的要件.同时我国应从立法上完善排除危害的救济,实现救济途径的多元化.     

违法行政的治理对策——治“外”篇

文章从行政执法的外部环境探讨了违法行政的治理对策,提出了四个“治”外策略:1、提高行政相对人法律素质,加强制约违法行政;2、完善违法行政责任体系,加大违法行政责任的追究力度;3、完善监督机制与落实监督;4、加强立法,完善行政法律体系。     

论经济犯罪行政责任的特征

经济犯罪行政责任是同一经济犯罪行为可能同时产生的多种法律责任之一。经济犯罪行政责任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责任的特征,其特征与经济犯罪行为密切相关,并具有不同的具体体现。揭示经济犯罪行政责任的特征,并强化对其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界定和把握其归责原则、类型划分及其构成要件、承担形式等,从而有利于确保对经济犯罪分子行政责任的及时、正确追究。     

我国公司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绿化:一个预防的视角

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当前,我国公司法律责任的设置存在根本性缺陷,即预防理念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市场准入阶段公司设立的环境条件缺失、环境保护法律相关准入规定的缺陷、环境风险内控预防机制的空白、行政处罚手段的滞后性以及重大环境污染犯罪尚未"危险化"等。以预防理念全面"绿化"公司的环境法律责任,需要从如下方面加以努力:完善环境准入立法、建立以环境风险应对为中心的内部控制制度及责任体系、行政处罚方式的科学化、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前置"及环境监管失职罪的修订。     

论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

政府采购法属于行政法,其法律责任以行政责任为主,包括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我国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进行必要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的主要缺陷。完善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建立法律责任基金制度,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细化有关法律责任条款。     

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

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和不足,是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失灵、环境法律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主要体现在"重政府经济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重企业环境义务和追究企业环境责任,轻政府环境义务和追究政府环境责任"、"重政府环境权力,轻政府环境义务"等八个方面。通过阐明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法理基础、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建立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体系和制度的建议。     

行政立法责任略论

行政立法责任,是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飞地”。这与现代社会有行政有法律、有法律有救济的原则格格不入,亦是造成行政立法恣意妄为的主要原因。虽然追究行政立法责任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能成为行政立法无责任或免责的理由。现实要求确立行政立法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建立行政立法赔偿制度。     

预算法律责任探析

本文从预算行为的可归责性和预算责任的法定性两个维度分析了预算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提出了预算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并着重对预算违法行为的内涵和种类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宪政责任、经济责任以及预算法中可能涉及的其他责任形式。最后,对预算法律责任的实现机制进行了研究,其中对预算监督机制的完善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对预算法律责任追究主体的确定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并对将司法程序引入预算法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     

行政侵权责任及其确认

行政侵权责任表明一种损益性的行政法律责任,是行政致害行为的法律后果。行政侵权责任作为一种事后调整机制,是对公权力行为的否定和对其损害的补救。行政侵权责任是一种行政主体对受害人承担的以利益给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法责任,这一责任的实现需要以其责任的确定为前提。行政侵权责任的确认是行政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点,是行政侵权救济的前置程序。     

对安全保障义务人因第三人侵权所承担责任的再探讨

经过四年多的实践,人们对安全保障义务人因第三人侵权,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定产生了疑问,认为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存在一定的缺憾。因此建议将安全保障义务人因第三人侵权所承担的责任,界定为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按份责任,以便更好地体现侵权法的目的和发挥侵权责任的功能。     

论暴力拆迁的法律责任

从法律上讲,房屋暴力拆迁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或违法,应当依法予以严惩。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确认了暴力拆迁行为的法律责任。本文认为,对于暴力拆迁行为,应当按照宪法与法律的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等。要保障暴力拆迁行为法律责任的实现,有必要转变执法观念、强化国家机关的不作为责任,明确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优先的权力。     

中国行政刑法的立法缺憾与改进

行政刑法之概念为德国学者所首创,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的行政刑法立法存在着缺乏与一般行政法条款衔接、缺乏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明确规定、法定刑设置过高、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过于单一、劳动教养制度弊端丛生等诸多问题,需要相应地加以改进.认为应当在立法上对行政刑法和行政法规范进行衔接、明确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并废止其死刑、增加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并将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     

The Nagoya–Kuala Lumpur Supplementary Protocol on Liability and Redress to the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An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The Nagoya–Kuala Lumpur Supplementary Protocol on Liability and Redress was finally adopted on 15 October 2010 at Nagoya, Japan. It was negotiated pursuant to a mandate established by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in 2004 under an enabling provision in the Cartagena Biosafety Protocol. The Supplementary Protocol seeks to deal with damage to biodiversity as well as ‘associated’ traditional material or personal damage. It delineates two pathways to dealing with such damage: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that empowers a competent authority to deal with the matter administratively, without initial recourse to courts; and a civil liability approach that requires litigants to seek private law remedies through national legal systems. However, while the Supplementary Protocol has elaborate and comprehensive provisions implementing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it incorporates only a single article on civil liability which does little more than exhort parties to continue to apply their existing domestic law on the subject or establish rules to deal specifically with the matter. This was not the outcome anticipated when the negotiations started. It was the expectation, primaril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n, that the prospective protocol would deal essentially with civil liability and set out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rules on liability and redress. This article traces how and why all this came to pass. It also analyses the provis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and the single enabling article on civil liability. It deals also with the challenges in implementing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ach, novel to most countries.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prospect for the emergence in the future of a more elaborate international civil liability reg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