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实践法律观要义——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

在当今问题时代,对何谓法律的回答,应围绕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而展开。这一关系表现有二: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前者极具普适性,而后者主要为中国特有。以往的法律观,集中于认识论,在事实与规范中偏袒一方,造成两者不可沟通。本文欲提取实践的两大要素,以"践行"应对两者在伦理上的对立,以"反思"解决两者在认识论上的不对称性,形成以"法是实践智慧"为核心命题的打通事实与规范的实践法律观。     

关于法的溯及力问题和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若干新思考

国内法理学界对法的溯及力问题和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研究有所不足,我国应当确立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宪法位阶．因为这一原则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法律不溯既往原则在公法和私法领域都有“例外”,即某些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例如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法律之所以可以溯及既往．最重要的是因为其要在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保持平衡。既判从旧原则也是法律不溯既往的体现,是对法院裁判的既判力的尊重。程序法不创造新的权利和义务,只是提供法律救济和实现权利（或权力）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以溯及既往为原则。2010年中国形成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后,使研究法的溯及力问题更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考虑将法的溯及力问题分别规定在为宪法、立法法、有关部门法和法律解释的四个层次中。     

对“客观真实观”的几点批判

"客观真实说"尽管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仅仅将刑事审判看做一种认识活动,抹杀了诉讼中的认识活动与哲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视野下的认识活动之间的界限,并且将这种以"重构已然事件"为目标的认识活动绝对化,不仅不符合认识的发展规律,也排除了人的主观性以及其他诉讼价值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客观真实说"的缺陷是极其明显的.相比而言,"法律真实说"能够较为恰当地表述刑事审判所认定事实的准确性程度,符合刑事审判的性质,能合理地解决实体公正价值与程序公正价值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法律真实说"具有可操作性,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Exceptions: Legal Doctrine or Political Excuse?

The dominant world political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has long been Realism, where state power and state interestsare viewed as determining the limits on state relations. Increasingly,however, new theories have emerged to assist our understandingof how and why states interact in a global setting dominated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antecedent agreements.This is no more apparent tha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Using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ies, this essay explores whetherWTO security exceptions are legal doctrines or political excusesand how this informs our present, and possibly future, understandingof international state interaction.     

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研究

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重要内容,但法律保留原则与长期以来被认为同样是依法行政原则之一的法律优位原则存在显著的差异,法律保留原则更能体现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因而构成依法行政的特有原则。法律保留原则自近代产生以来其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法律"的范围上从议会法发展到既包括议会法也包括行政立法;在保留的事项上从侵害行政发展到包括侵害行政、内部行政、给付行政在内的所有行政;在保留密度上从纯粹的行为法发展到既有行为法也有组织法。构成现代行政重要特征的自由裁量行为同样受发展了的法律保留原则支配。我国现行行政法治实践中法律保留原则逐渐得到重视,但是仍然存在诸多弊端。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与股东有限责任

一般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是股东有限责任的例外适用和有益补充。本文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根本否定,而股东有限责任作为有限公司制度的基础和支柱,其价值远远高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公司人格的滥用问题应通过强化董事责任的方式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领域加以解决。     

什么是应有的法学理论态度观——从法学理论的相互搏杀言起

法律理论演进的历史表明,文人相攻的天性及对自我理论的偏爱决定了法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搏杀.虽然这种理论的对垒确实促进了人们对法律真知认识深度的深化,但是这种理论阵地上的排斥异己现象却非一种正确的法学真理探求观,因为复杂的社会决定了任何法律的命题并不能提供法律全部的图像.与此同理,中国的法治理论观不应是一种搏杀观,而应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观.     

欧盟“商标权穷竭”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知识产权的权利穷竭问题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界和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热门问题之一。对商标权的国际穷竭问题，世界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态度。欧盟本着以建立共同市场之旨。实行的是“共同体内穷竭原则”．并发展了一系列判例、理论和立法。对国际穷竭原则，欧盟的态度尚不明朗，但其已进入议事日程。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国际穷竭原则符合这一潮流。我国应研究这一问题，并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     

契约对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的影响及其正当规则

行政职权来源和范围法定,是行政法的原则。但行政实践表明,契约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职权法定原则的要求。职权受制于契约权、法定权之外约定权的出现、契约调整法定权的范围,以及契约划分和界定了法定权事项等。行政机关使用契约的合法根据和正当空间,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从这一基理出发,约定权的合法性规则主要有:符合主管范围,是法定权的具体化,不超越法定权对象,不排斥法定权适用,不限制剥夺救济权,不违反立法禁止性规定,不排斥法定权条件等。     

两大法系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及在中国的合理借鉴

一般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一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和做法,这些类似的制度或做法同样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和实质精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及个案的公正。在中国,立法中过度管辖的存在和互联网立法的缺乏使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引入存在必要性,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司法实践又使得该原则的引入存在着可能性。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人格主义法益观视角下自杀关联行为的评价

在适用《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之规定时,传统观点一直坚持两项原则:一是故意杀人行为仅限于正犯行为;二是故意杀人的行为对象是他人的生命。在涉及对自杀参与行为的评价时,这两项原则已被放弃。然而,放弃第一项原则,会导致刑法规范体系的矛盾和评价冲突;放弃第二项原则,同样会导致评价冲突。因此,在评价自杀参与行为性质时,传统的两项原则仍应被坚持。从人格主义法益观的视角看,自杀剥夺了继续形成中的人格的生命,故而属于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基于共犯从属性原则,自杀参与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参与他人自杀的行为的不法较轻和存在共犯量刑的特殊规定,是自杀参与行为得以减免处罚的根据;安乐死和尊严死存在被正当化的余地;阻止他人自杀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而应是紧急避险。     

Reinterpreting Law's Silence: Examining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Legal Doctrine and the Rise of Immaterial Labour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rise in immaterial labou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developed economies. Sociological explanatory accounts of these developments focus primarily on economic drivers. Little, if any, inquiry has been made into the potential role of law. This article seeks to identify the aspects of law that may be constitutive of employer and worker perceptions of the acceptability (or otherwise) of employer demands for immaterial labour. Two key contributions are made. The first is a setting-out of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exploring the constitutive effect of law that emphasizes the internal operation of legal doctrine as critical to understanding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The second is the development of substantive knowledge on the potential role of law vis-à-vis the rise of immaterial labour.     

The Steering of the Legislation-centred Doctrine after the Chines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ng Built

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如何在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通过对过去30年的中国立法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今后,相对于集中立法与频繁修改而言,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