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罪并罚中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原则

数罪并罚中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当适用哪个原则,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刑法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主要存在七种不同观点,即折算说、吸收说、分别执行说、折衷说、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有限制的酌情(或酌量)分别执行说和有限制的酌情加重执行说。本文认为有限制的酌情加重执行说回避了其他学说的缺陷,可以作为将来立法的参考。     

外国刑法数罪并罚规定的比较与借鉴--以德国、法国、俄罗斯、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刑法典的规定为例

通过比较德国、法国、俄罗斯、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六国刑法典中数罪并罚的规定,发现三个相似点,即数罪并罚的规定都被列入刑法的总则性规定部分、贯彻了并科原则和吸收原则;以及三个不同点,即自由刑与罚金刑相互替换的规定不同、通过限制加重的方式确定总和刑的方式各不相同和发现漏罪或又犯新罪的数罪并罚规定的不同。当今,中国的刑事立法可以借鉴其中的一些做法,解决司法实践中有期徒刑或拘役与管制并罚、没收全部财产和罚金并罚执行或数个没收财产和罚金并罚无法全部执行以及同时判决漏罪和新罪的数罪并罚的难题。     

数个附加刑并罚问题

刑法学界有关数罪并罚的原则有吸收原则、并科原则(亦称累加原则)、限制加重原则等。我国刑法对数罪并罚不是只单独地采用某一种原则,而是根据所判刑罚的不同种类采取不同的原则。这对数个主刑并罚的情况是不难理解的,法学界认识也基本一致,如数罪中有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采用吸收原则,重刑吸收轻刑,只执行一个死刑或无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采用限制加重原则,即“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对数罪中有附加刑时,并罚采用什么原则,法学界认识就有分歧了。刑法     

非同种主刑数罪并罚初探

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刑种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5种，此5种主刑彼此间称为非同种主刑。非同种主刑的数罪并罚是指一人犯有数罪，人民法院对其所犯数罪分别加以定罪量刑，所判处的数刑为非同种主刑，依照刑法规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的一种合并处罚方法。刑法第69条集中体现了我国刑法数罪并罚的原则，即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同时兼取吸收原则和并罚原则。第69条、第70条、第71条明确规定了同种主刑数罪并罚的方法，对非同种主刑的数罪并罚问题．刑法的规定并不全面，只对死刑、无期徒刑与其他主刑的并罚作了规定。有期…     

浅谈数罪并罚制度中的若干争议问题

数罪并罚制度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解决了对一人犯数罪如何处罚的问题。然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数罪并罚制度中的诸多问题还存在争议。本文针对其中的同种数罪、非同种有期自由刑、同种附加刑以及非同种附加刑的并罚问题进行了探究,并试图从罪责刑相适应的角度,运用限制加重原则平息这些争论。     

简论异种自由刑的并罚

我国的刑罚体系,主刑中自由刑独占其四,而异种自由刑的并罚一直存在争议,原因在于刑罚体系自身的不完善和法律规定的空白.学理上的分别执行说、吸收说以及折算说看上去可以解决所面临的困境,但仔细推敲,各学说的主张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异种自由刑的并罚问题.拘役作为独立主刑而存在并不合理,彻底解决异种自由刑的最佳方式是废除拘役,完善特殊短期有期徒刑和管制,并且罚金刑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和运用.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研究

数罪并罚的量化问题主要是指适用限制加重原则的情况下如何在个罪中最高刑期之上,总和刑 期之下确定具体执行的刑期。这个刑期裁量与个罪之情节无关,仅与个罪之刑有关。随着数罪 中最高刑的增长,限制的程度会增大,而这个规律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     

论不同种自由刑的并罚

自由刑是指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如果数罪所判的是不同种的自由刑,如分别是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怎样并罚?在此问题上,刑法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换算说”,即认为应先把管制和拘役折抵换算成有期徒刑,比例是二天管制折抵一天有期徒刑,一天拘役折抵一天有期徒刑。然后按照限制加重的原则,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决定执行的刑罚。二是“逐一执行说”,即认为不同的有期自由刑之间不能折抵。应该按照从重到轻     

数罪并罚制度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对有期自由刑采用的是限制加重原则。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分析,这体现了现代刑法理念不再单纯追求罪与刑之间的均衡和相称,而是在其中引入刑事责任作为罪刑关系的调节器。同时,从刑罚的目的以及社会对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来看,针对一人犯数罪,限制加重原则比并科原则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只是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对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上限之规定,不太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要求的公正与合理,存在予以适当改革的必要。     

关于非同种主刑及附加刑数罪并罚适用探讨

我国刑法规定的数罪并罚，是指一人在特定时期内犯有数罪，人民法院对其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以后，依照法定原则而决定应执行刑罚的一种制度。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同时兼取吸收原则与并科原则为辅实行数罪并罚，其具体方法在修订后的刑法第６９条、第...     

刑罚个别化之价值评析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刑罚个别化确认为量刑的原则之一,我国刑法虽然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许多条文中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充分认识刑罚个别化的地位和作用,对准确适用刑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穿行于一罚和多罚之间——论“一事不再罚”原则之内涵

“一事”即“一个行为”,其判断取决于对违法行为事实要进行一罚或多罚的考量,这种考量应围绕行政处罚效益、比例原则和法安定性原则进行。而对“不再罚”解读应考虑到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的个数及其相互关系,若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多个没有竞合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可以依照不同规范给予多次不同种类的处罚。     

当代中国刑罚制度改革论纲

当今中国的刑罚制度需要在近年来已有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改革和完善。在刑种和刑罚体系方面,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完善或充实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对刑罚体系和结构作整体调整;在刑罚裁量制度方面,应当将量刑原则明确化,量刑标准具体化,某些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在行刑制度方面,应当确立开放性行刑的理念,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在刑罚消灭制度方面,应当考虑增补行刑时效和单位犯罪的时效制度,激活赦免制度;在特殊人群的刑罚适用方面,应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予以全面的宽缓和有针对性的改革,并对老年犯罪人贯彻刑罚适用的宽恤。     

论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

刑法第四条就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关于平等在刑法中处于什么位置一直备受争议。关于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平等是否能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论社会危害性的地位

近年来 ,社会危害性的概念一再受到质疑 ,甚至有人主张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罪刑法定原则下 ,社会危害性概念固然暴露出一些缺陷 ,但是 ,承认社会危害性的地位 ,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 ,相反 ,社会危害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一起成为保障人权、限制随意发动刑罚权的两道防线 ;因而 ,不应简单地将这一概念完全抛弃 ,而应重新科学地确定其地位 ,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Can Self-Defense Justify Punishment?

This piece is a review essay on Victor Tadros’s The Ends of Harm. Tadros rejects retributive desert but believes punishment can be justified instrumentally without succumbing to the problems of thoroughgoing consequentialism and endorsing using people as means. He believes he can achieve these results through extension of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 argue that Tadros fails in this endeavor: he has a defective account of the means principle; his rejection of desert leads to gross mismatches of punishment and culpability; and he cannot account for punishment of inchoate crimes.     

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实效保障

发源于美国反垄断法之宽恕制度,具有明显的依赖性、契约性和威慑性特征。由于该制度在反垄断执法中对于及时发现和查处秘密卡特尔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所参照,成为推动反垄断法有效实施的重要工具之一。坚实的经济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是该制度合理性的依据所在,也是其功效得以发挥的重要基础;具体的适用条件、严厉的处罚措施、确定的减免待遇和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是其效力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我国《反垄断法》虽然也引进了宽恕制度,但未设计具体有效的实效保障措施,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予以完善。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刑法地位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国内刑法理论中早就提了出来,并在现行的刑法条文中有所表述。但对该原则的已有理论研究高度不够,视野狭窄。立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之于刑罚个别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的关系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刑法核心原则地位,从而为宏观把握和整体领悟刑法开启一扇窗口。     

有利被告论探究——以实体刑法为视角

实体意义上的有利被告,作为罪刑法定与刑法的明确性原则的一条派生与补足原则,指的是当刑法适用上遇有暂时"解释不清"的疑难时,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的选择。它可以从国家作为立法者应对刑法规定不明承担的责任、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刑法的正当目的以及传统刑事政策等诸多维度得到证成。从有利被告的立场出发,在刑法解释领域,应当排除违背立法精神的不利被告的解释,允许不违背立法精神的有利被告的解释;在定罪环节,应当坚持"疑罪从无"与"罪疑惟轻"的规则:在量刑环节,应当排除违背立法精神的重刑选择,而允许不违背立法精神的轻刑选择。     

论独立教唆犯之犯罪预备性——以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为视角

独立教唆犯是预备犯,这是因为,从教唆行为的本质上看,教唆行为是教唆者所教唆之罪的犯罪预备行为,且这种犯罪预备行为的本身在法律上不具有正当性。为了尽早阻断教唆行为对法益的破坏作用,有的国家在刑法总则中对独立教唆犯予以原则性地处罚规定,采取的是非独立预备犯的立法模式,将犯罪构成要件的可罚性前置化。采取独立预备犯立法技术的国家,在刑法分则中为一些独立教唆行为规定了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使一些教唆行为成为其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但不是教唆者所教唆之罪的犯罪实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