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犯罪的立法完善

所谓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其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析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时实施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十四周岁至十六周岁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绑架不负刑事责任,但在绑架中实施上述八种犯罪行为的,应当以该行为定罪。司法实务中,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中犯刑法规定的八种罪行如何定罪尚存有争议,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这8种犯罪是指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上有罪行说、罪名说两种观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罪行说和罪名说的基础上引入附条件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对于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一定意义。     

刑事责任年龄刑法规制比较研究

当下,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人严重违法行为干预的缺失,引发学界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关注。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调整直接关系到罪错少年的处遇范围,进而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控效果。通过对域外刑事责任年龄的刑法规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设置相对合理,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司法实践操作中的灵活性明显不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存在缺陷。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坚持以14周岁为基础、以12周岁为例外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为处在14周岁至16周岁的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人提供更多的出罪机会,同时从刑罚方式与非刑罚处罚方式两方面入手对当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调整。     

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刑事责任的理解和思考

由于刑法个别条文规定的不明确性等原因,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理解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对某些犯罪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把握.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议,将奸淫幼女、绑架、劫持航空器、决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纳入该款之中.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定罪——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具体罪名的确定存在"犯罪行为说"和"罪名说"的争议。从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角度看,现行法律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定罪的有关规定存在缺陷,"犯罪行为说"和"罪名说"均有不足,但以"犯罪行为说"确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定罪的范围和具体的罪名是比较妥当的。对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不应超出刑事立法规定的范围,同时应注意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     

对相对负刑事责任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的分析

十四到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对于相对负刑事责任人转化抢劫行为能否构成转化型抢劫,应将转化前后的行为进行整体评价.鉴于十四到十六周岁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相对减弱,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对较轻,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保护政策,以及《刑法》条文侧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意图,十四到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宜构成转化型抢劫,对其造成的重伤或死亡结果,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认定更为妥当.     

涉枪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的枪支犯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抢劫枪支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不明知是枪支而盗窃,事后藏匿的,应数罪并罚,事后毁坏的,只构成盗窃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与其它枪支罪罪名,是补充法与基本法的法规竞合关系;持假枪抢劫的,不属于持枪抢劫.     

转化型抢劫罪的解释立场及认定规则 ——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为视角

《2016年抢劫案件指导意见》重申《刑法》第269条适用不以盗窃、诈骗及抢夺罪成立为前提,自此,追究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转化型抢劫罪刑事责任不再存有法律障碍。该修正值得提倡,其合理性可经由"文义、体系、目的"三重解释予以证成。司法审判时还应注意研析"涉案数额"与"暴力程度"对司法认定的影响。前者主要考察"明显低于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及"数额减半入罪方法"是否可适用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转化型抢劫情形;后者主要考察脱逃行为与主动暴力造成轻微伤、轻伤以上两种结果时的司法定性问题。对未成年双向保护原则的坚守,确保定性准确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多地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使用非监禁性措施。     

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

《刑法修正案(十一)》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受未成年人犯罪新情势及"积极控制"观念主导的刑法修正新趋向驱动.这一立法扩张举动价值在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满足大众安全期待.鉴于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风险,刑事司法应对其进行合理限缩.通过对法条的限缩解释来限制刑事处罚范围,对核准程序的完善来严格刑事处罚程序.     

论要式行政行为的“要式”

要式行政行为和非要式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中的重要分类。要式行政行为中的“要式”,是既包括特定形式和遵守特定程序两者,还是仅指特定形式一者,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表现不尽一致。通过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笔者选择了后者,即认为要式行政行为中的“要式”,是指特定形式——某种书面文字或具有特定意义符号。行政法律中规定的要式行政行为便是对行政权进行特别控制的体现。如果“要式”行政行为缺失必要的“式”,该行政行为既可能“未成立”,也可能该行政行为因违法而无效。     

从《聊斋志异》审视婚恋中的男性形象

本文以《聊斋志异》为文本,以聊斋中的男性形象为对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聊斋男人们在爱情上的种种表现,从而引发了对文化衰落的思考。     

小说《红字》中的视角及视角越界现象

《红字》的叙述视角原本属于第一人称目击者叙述视角,并不是批评家界定的全知视角。霍桑通过把有限视角变为全知视角的“视角越界”策略,使小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刍议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三个“协调”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种族、地域、职业、宗教等不同性质的分类形成了人类不同类型的群体归属。因此,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既要考虑到协调内部民族关系,也要考虑到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还应考虑到协调利益群体关系。唯有如此,社会才可能趋于和谐。     

论立法人性化

"立法人性化"逐渐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屡见于各种媒体的报道.文章对当前立法人性化的现象进行了梳理和探究,试图初步界定立法人性化的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讨论,力求准确把握立法人性化的内涵,从而深刻认识立法人性化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社会变迁与晚清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嬗变

晚清社会变迁剧烈，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看法。社会的变迁导致晚清知识分子世界观发生根本性的嬗变。中国中心观念的逐渐没落正是这一嬗变最为重要的体现。晚清知识分子中国中心观念的没落，既是地域观念层面上的，又是文化观念层面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当中的艰难心路历程。     

司法文书的社会价值探究

司法文书是现代司法理念的载体，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和谐的工具，是整个司法活动的综合再现。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法律实务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学识水平，而且也反映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执法水平，影响着司法机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维护社会和谐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推动司法改革的进程和保障法治国家建设的成果，应深入探讨司法文书的社会价值，以提高司法文书自身的价值，促进司法文书更趋规范化、合理化，发挥司法文书应有的功能。     

试谈暗中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行为的认定

对于暗中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行为的认定,历来就有片面共犯说与间接二犯说之争,它们要么将此行为一律视为片面共犯,要么全部认定为间接二犯,笔者认为,二说均有以偏概全之嫌,所以试图经过对此行为的分析论证得出认定的界分点,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该行为成立片面共犯．但在暗中帮助者具有与被帮助者不同的目的时,该行为应当而且接间接二犯处理,从而对片面共犯说与间接正犯说进行了扬弃．     

关于中国发展“第三部门”的思考

第三部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不以赢利为目的;二是它既非政府部门,又非企业部门,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弥补两者功能不足的一种社会组织.第三部门应该有一个大发展,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健康发展.要促进社区公共服务组织的繁荣,充分发挥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的积极作用,注意发挥慈善机构的作用,创新公益型组织服务社会的方式方法.     

《长恨歌》的悲剧意识

在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恨歌>,是一部带有浓厚的东方哲学色彩的命运悲剧,其悲剧性冲突集中表现在人与城市的矛盾,生命与自然力量(时间)的矛盾,女性的弱者角色和男权中心的矛盾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