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犯罪的立法完善

所谓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其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段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     

析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时实施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十四周岁至十六周岁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绑架不负刑事责任,但在绑架中实施上述八种犯罪行为的,应当以该行为定罪。司法实务中,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绑架中犯刑法规定的八种罪行如何定罪尚存有争议,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这8种犯罪是指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上有罪行说、罪名说两种观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罪行说和罪名说的基础上引入附条件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对于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一定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完善

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完善时,刑法应直接规定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明确列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罪名;增设时未成年犯罪人不得适用无期徒刑、"不满18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放宽未成年人犯罪人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等立法建议.     

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之我见

所谓罚金刑 ,是指审判机关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一种刑罚方法。实践中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有不同见解 ,我以为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均欠妥 ,建议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明确以下几点 :1、关于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条件。可规定已满 1 4周岁不满 1 6周岁的未成年犯不适用罚金刑。这主要考虑到根据现行刑法规定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 8种罪中 ,只有抢劫罪和贩卖毒品罪有并处罚金。实践中 ,触犯这两个罪名的已满 1 4周岁不满 1 6周岁的人并不多 ,适用罚金刑的刑罚效果不明显 ,不如予以取消。2、判处罚金数额应与成年…     

论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 ,一般是指国家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给以的否定的政治评价和行为人应承担的一种法律后果。它具有强制性、严厉性、专属性的基本特征 ,是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重要标志。刑事责任在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是联结和架设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没有犯罪 ,也就没有刑事责任和刑罚 ,这是刑法这一事物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规律。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同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则有所不同 ,由于未成年人的年龄关系 ,其产生刑事责任的年龄的下限与上限应如何界定、对其哪些行为应负刑事责任、如何适用刑罚以及如何应用刑事诉讼程序及教育改造措施 ,…     

析未成年人的绑架罪主体问题——以《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读为视角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存在不同理解，引起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相关犯罪在主体构成要件上的争议，未成年人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认定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解读，提倡以“罪行”说来解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范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绑架行为应不负刑事责任，对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负故意杀人行为的刑事责任。     

浅析转化型抢劫罪中未成年犯的刑事责任认定

本文拟以现行刑法有关转化型犯罪的规定为基础,对未成年犯的刑事责任,尤其是转化型抢劫罪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犯的刑事责任认定展开初步探讨,并对“转化型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年龄界定为14周岁”的观点提出异议．为司法实践中正确界定未成年犯刑事责任的范围提出新思路。     

临界年龄的查证

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已满十六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因此,在刑事审判实践中,查清被告人的年龄特别是被告人的临界年龄即被告人是否已满14岁或者是否已满16岁抑或是否已满18周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被告人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所以,必须慎重对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从自然规律、刑罚目的等各方面进行考察,刑法都应规定刑事责任的最高年龄。在完善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无刑事责任年老者的危害行为的处置可参照对未成年人危害行为的处置办法。     

未成年人刑事归责年龄及刑罚处罚措施规定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激增,并且呈现出新的趋势:低龄化、集团化、恶性化,而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归责和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我国立法明显滞后,使得"罪责不一"、"罚其不当",无法充分实现预防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因此,我国应调整现行法律规定,适当降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事责任范围,建立丰富、层次化的刑罚处罚体系,以体现对未成年犯的惩罚、教育,有效抑制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态势。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不应纳入计算机犯罪主体

近年来计算机犯罪呈低龄化趋势,故有学者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也应成为计算机犯罪中某些犯罪的行为主体.但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纳入计算机犯罪之主体是不符合他们独特的身心特点的,其原因具体包括:主观恶性因素、客观因素和对未成年人给予特别保护的立法精神等层面.     

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下,单位犯罪刑事责任主要由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人员共同承担。文章通过对责任人员的范围进行界定,并对现行立法实现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方式及其适用的刑罚体系进行评析,提出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刑事责任实现的应然方式。     

质疑:死刑并科财产刑的实质根据

我国《刑法》的财产刑,无论是罚金还是没收财产,作为刑罚应具有刑罚的特质,也就是说,应当将财产刑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与人身刑分担刑事责任,或者财产刑单独作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但我国的财产刑适用方式以并科为主,而且在不减少人身刑前提下的并科适用,也就存在实质合法性的质疑。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二)

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一 )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是指人民法院对未成年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它是刑法基本原则在刑罚适用中的具体化 ,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概括起来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主要有 :1.从宽处罚原则。在我国 50年代的一些司法解释、历次刑法草案以及 1979年刑法典中 ,都载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或者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典第 17条第 3款明确规定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     

唐朝的“老小废疾”制度的现代意义

唐律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减轻刑事责任年龄、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和完全无刑事责任年龄四种类型。唐律的刑事责任年龄具有系统性、伦理性、有限性、不平等性、残酷性等特点，唐朝的“老小废疾”制度与当代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别，对我们当代的司法实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我国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缺陷与重构

由于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以及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衔接不够协调与一致,致使刑法条文中关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有关规定存在较大缺陷.应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几种"罪"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而非"罪名",将"投毒"改为"投放危险物质",加入"决水",排除"贩卖毒品".以更大限度地达到"社会防卫"与"保护未成年人"的统一与衡平,实现刑法的双重保护目的.     

贩卖毒品罪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贩卖毒品罪中对“贩卖”定义应表述为 :贩卖应当以流通为目的且行为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转让事实所有权 ,贩卖的成立不需具备牟利目的 ;贩卖不同于买卖。就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而言 ,14～ 16周岁的人走私毒品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运输、制造毒品则应有所区别。就司法难题而言 ,无偿赠与毒品 ,以毒品换毒品均属于贩卖毒品行为。     

论刑事责任年龄的完善

当前我国虽然明确了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但对其规定尚有不足和纰漏之处。不但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尚待完善，而且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也是我国刑法中的空白之处。随着青少年犯罪低龄化态势的抬头和对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突出关注，完善刑事责任年龄上限和下限的立法规定也成为当前法制工作的迫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