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类型化适用

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有具体规范仍向一般条款逃逸、仅作为加强判决说服力的工具、未对不同类型的诚信原则加以合理区分适用等。根据诚信原则具体功能的不同,可将我国民法诚信原则分为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作为法律修正工具的诚信原则与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限制权利的诚信原则实质上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三种诚信原则在实质内涵、适用前提、适用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司法适用中须作出区分对待。首先,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仅可适用于“特别结合关系”领域;其次,在“特别结合关系”领域应当先判断是否违背要求更高的作为行为标准的诚信原则,再判断是否违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后,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仅能适用于特定情形,并以违反个案“公平正义”为核心判断标准,须结合严格的论证方法方可适用。结合既有司法实践,在“三分法”的类型化标准下妥切援引具体规则,在不存在具体规则时再经充分论证后援引一般条款,但应当始终贯彻类型化适用的方法论。     

论我国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完善构想

最大诚信原则贯穿于整个保险法领域,统帅保险立法,指导保险司法,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和保险关系人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必须严格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本文通过揭示我国保险实务中最大诚信原则的应用现状——《保险法》对于最大诚信原则的规定过于宏观抽象,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探讨如何真正发挥最大诚信原则的"帝王"作用,实现最大诚信原则在司法实务中对于保险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具体调节功能。     

政府诚信——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

“一般法律思想说”和“法之本质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行政法中诚信原则的渊源 ,诚信原则只能从行政法中发掘 ,而不能从私法中导入。从社会变迁、行政权扩张、国家任务改变及行政法律本身发展的需要等因素考察 ,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正逐渐占据基本原则的地位。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展开具体表现为 :行政主体之间的诚信、行政立法中的诚信、自由裁量领域的诚信、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中的诚信等等     

诚信原则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适用评析

诚信原则作为各国民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越来越频繁地应用在WTO争端解决中。由于诚信原则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难以在实践中适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诸多案例中对诚信原则的含义及其解释法律和弥补法律漏洞的司法职能进行了确认,并成功地解决了不少争端。遗憾的是,上诉机构的司法限制制约了专家组的有益探索,过分谨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与法律的发展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进行更大胆的探索准备了良好的条件,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充分发挥诚信原则的司法职能,确立成员方诚信履行WTO实体法律的独立的义务,这将有利于弥补WTO的相关法律漏洞,迅速有效地解决争端。     

浅析诚信原则的司法价值及影响

诚信原则作为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道德的法律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本文分析了诚信原则的涵义,同时探讨了诚信原则对我国司法活动的价值及其影响。     

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

重构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以有效率的行政权和有限制的行政权为逻辑起点 ,以行政法内分为行政实体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诉讼法为逻辑结构基础 ,从而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开放性的法原则体系 ,即以有效率的行政权为基点 ,确立行政行为效力推定原则、行政自由裁量原则和司法审查有限原则 ;以有限制的行政权为基点 ,确立行政职权法定原则、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和多元控权必要原则     

行政诉讼中的成熟性原则研究

成熟性原则是现代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对于协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促进司法职能的正常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和救济公民权利。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尽管有着对“成熟性”原则的考虑,但并未明确将之作为一个受理的原则确立下来,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有必要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这一原则。     

诚信：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基本要求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必不可少且最容易膨胀失控滑向自由无度,因而也是最需要防范又最难以控制的一种权能力量。本文从诚信的道德和法律要义、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权的来源和特性以及廉洁诚信政府建设之角度,阐述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诚信要求。     

浅谈诚信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的确立

现代行政法治的宗旨是通过对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三类行为的法律规制,使行政法律关系尽量处于平衡状态,因而在行政法体系的"三分"格局中确立诚信原则,成为构建我国现代行政法治的必然。西方发达国家诚信原则"私法公法化"的过渡轨迹显示,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确立诚信原则具有法制基础、政府建设、社会追求等方面提供的可能。我国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确立,可从行政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方面,采用立法规定和制度完善两种方式渐进完成。     

依法行政原理之解释

依法行政原理是基于法治国家、基本人权的宪法基点而展开的一个开放性的法理体系。其基本内容是,行政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必须有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必须接受司法的监督。基于现代行政法的内部逻辑结构和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要求,依法行政原理所支配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效力推定原则、行政职权法定原则、行政裁量合理原则、行政程序正当原则、司法审查有限原则和司法审查必要原则。     

谈诉讼语境中的行为规制——司法诚信

司法诚信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法官诚信是目前司法环境下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避免产生法律依赖危机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司法诚信的概念、构成的阐述，分析了我国目前司法不诚信的原因，并讨论了如何更好的构建司法诚信原则。     

论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司法原则

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也有的称之为“精典原则”、“帝王条款”,足见诚实信用原则地位之高显。本文主要论述广义诚实信用原则（以下简称“诚信原则”）作为司法原则的有关问题。 一、诚信原则作为司法原则及在我国法律与实践中的运用 广义诚信原则的含义是民事主体应该以善意的心理状态来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在进行民事活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中,既要维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也要维护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广义诚信原则既是守法原则,也是司法原则。 诚信原则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首先,…     

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与诚信原则

司法过程中的对话沟通是现代司法的特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之一。诚信原则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司法过程的对话沟通树立司法公信力,是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独立,加快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出路。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事司法裁判中的适用 基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53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通则》中被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刊登的案例与裁判文书为素材,对诚信原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运行状况进行考察;然后按一定逻辑顺序进行分析:第一,法官是在何种情形下适用诚信原则?这是为了考察法官对诚信原则的适用是否必要;第二,法官是以什么方     

行政法基本原则重要性与确立标准之再认识

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学理论与实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有着连接行政法与宪法、指导行政规范的创设、掌控行政权运作框架、充当司法审查最后"防线"、凝聚各行政法律制度、指明部门行政法研究方向六大作用。行政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形式标准应当包括一定的可操作性。传统上以"控权"或"保权"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构建的内在依据过于狭隘,真正的实质标准应当是良好行政理念。     

论海上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最早在英国保险法中得到确认,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变化,最大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受到了世界各国立法和司法的承认。一直以来,是否将此概念引入到我国的相关立法中,不同学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争议。本文重点分析了最大诚信原则的含义、内容,并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相关规定,对最大诚信原则的完善进行了相关探讨。     

司法变更行为的运作与完善

司法变更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最深刻体现 ,合理恰当地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在于对司法变更制度的完善。然而我国司法变更行为的运行并不尽人意。应通过司法变更运行现状的分析 ,从设计司法变更应遵循的原则、标准入手 ,进一步完善司法变更行为     

论诚信原则的价值补充能力

受立法者能力所限,法律不可能成为完美的体系,而在法律中规定授权条款进行价值补充就成为必然.诚信原则作为变动的自然法的缩影自然担当起这一重任.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是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其价值基础是由市场环境、市场主体、立法--司法模式等影响其本质变化的因素所决定,其价值判断包含社会妥当性、实质正义、公法手段介入私法合理化等价值标准.在运用诚信原则进行价值补充时,注重其对实体权利义务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对程序性权利义务的作用.     

论如何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改善政府信用现状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更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具有现实意义。     

司法规律层面检察权运行表现

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性质的公权,包含司法权和行政权属性.对检察权应偏重于对司法规律即司法性原则的认识把握,我国宪法法律、检察理论实践决定着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定位及遵从司法规律运行的客观必然性,在具体检察权运行中均有司法规律和特性的突出表现.本文试图从理论层面进一步确立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性质,从实践层面呼吁对检察权行使程序和方式进行司法化改造,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