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财产损害直接与间接损失辨别及完善——暨确立“正常情况下必然损失标准”和引入“直接因果关系说”

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对财产损害赔偿方面,坚持赔偿直接损失为主的原则,但对于财产损害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可供遵循,对于间接损失不予赔偿的做法也饱受争议,为解决此类问题,可以通过确立“正常情况下必然损失标准”与引入“直接因果关系说”,对国家赔偿中财产损害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的区分标准予以明确,并进一步完善立法将部分间接损失纳入到赔偿范围之中。     

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学费赔偿问题浅析

“误学费”是指在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未成年人因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身体损害而遭受到的就学利益的损失.根据现代民法侵权损害的“全面赔偿”原则,参照就学时间损失、就学机会损失的标准,“误学费”的赔偿范围应当包含:补课费、生活费、精神损失费.     

也论犯罪既遂标准——兼为“构成要件说”辩护

关于犯罪既遂标准存在“目的说”、“结果说”、“法益损害说”、“构成要件说”等观点。前三种观点都存在着明显缺陷,无法将其运用于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说”虽然对其理论根据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阐述,在文字表述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目的,而且能够周延所有的直接故意犯罪。学术界批判“构成要件说”不符合犯罪既遂的应有含义,与其犯罪构成理论自相矛盾,其理论前提也不正确,因此,这些批判观点均失之偏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否接纳精神损害赔偿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否接纳或受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问题上,我国法学法律界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主张,即肯定说与否定说。相比之下,“肯定说”似乎更受大众舆论的欢迎与支持,而“反对说”则一直为立法与司法所坚守。客观而论并从发展的眼光看,现行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外,是理性而明智的。它既体现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民事立法的精神实质,也符合当代刑事审判制度的发展变革趋势。     

英美死亡损害赔偿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以死亡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为中心

在英美不法致人死亡赔偿之诉中,赔偿项目为积极损失、失去支持的损失、失去服务的损失及慰抚金.失去支持的损失本质上为亲属对被害人的“合理期待利益”,该项赔偿旨在使亲属维持与被害人未死亡时相同的生活水平,立法和判例发展出了个别化与类型化相结合的计算方法,其为确立我国死亡赔偿金的计算规则提供了模板,即宜采“维持同一生活水平”说,并考量伦理观念、司法可行性及民众可接受性等因素,确立合理的个别化与类型化相结合的计算方法.     

试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兼析在我国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的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近年来在国际上发展迅速 ,在我国 ,它是一项民事法律制度 ;由于对它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定性 ,致使其在我国的发展仅局限于民事领域。本文在介绍损害赔偿制度的国内外发展的基础上 ,郑重论证了在刑事和行政领域建立该制度的现实性、可能性和必要性     

法律英语及其语言特征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对外经济往来的日益频繁，涉外法律问题也逐渐增多。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了解和掌握一些国外的法律以及法律英语是非常必要的。就法律英语的概念而言，如果把它说成“IegalEnglish”很容易被误解为“合法英语”，所以美国著名法学教授梅林可夫建议把法律英语说成“theEnglishl，anguageofLaw”，或简称为“theLansuaseoff，aw”。从广义上讲，法律英语是指所有涉及法律的词汇、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但根据我国法律英语专家陈庆柏教授的调查，英美法学界所公认的法律英语主要是指普通…     

从大连输油管爆炸事件看我国油污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美国墨西哥湾石油钻井平台泄漏事件尚未淡出人们的视线，2010年7月16日我国大连海域又发生一起油管爆炸事故，导致一千多吨石油泄漏，给当地的海洋环境、渔业资源、旅游资源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通过此次油污事件，可以看出我国在预防、处理海洋石油污染，以及相关赔偿方面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石油进口大国，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海洋污染问题，我国的油污立法亟须完善。     

关于"一把手"监督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腐败现象向深层、高层的发展 ,对领导干部和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成为干部监督的重点和难点。本文试就“一把手”监督问题作些探讨和思考。一、监督“一把手”的重要意义所谓“一把手” ,是反映我国国家政权系统、政党和社会团体、经济、文化等等组织的第一负责人、领导者 ,通常指党政“一把手”。数量有限的“一把手”分布在不同的领域、不同部门 ,而且有层次之分。由于“一把手”担负重要的责任、具有关键的作用 ,“一把手”一旦用人、决策失误 ,将给他所在单位造成无法预计的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说 ,国家和…     

受教育基本权利的法律效力分析

受教育权是偏重于社会权性质的基本权利,其法律效力如何历来是宪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德国等西欧学者提出了“方针指示”、“宪法委托”、“制度保障”和“公法权利”四种观点,日本学者也提出了“纲领说”、“抽象权利说”、“具体权利说”和“法定权利说”四种基本相同的观点。我国宪法学界的主导理论决定了我国受教育基本权利还只是立法者的方针指示或纲领。但随着中西法律文化日益相互借鉴与吸收,以及我国受教育权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法定权利说”越来越受到青睐。     

“危险”的判断——论刑法中的不能犯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构成犯罪 ,因而不具有可罚性的情形。区别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关键是判断是否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险”。对此 ,理论界存在“纯粹主观说”、“抽象危险说”、“具体危险说”、“客观危险说”四种观点。我国通说主张的“抽象危险说”是比较适当的观点。     

试论中国产品质量的归责原则

我国法学 (学术 )界对中国产品质量的归责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过失责任说” ;第二种是“过错推定说” ;第三种是“视为有过错说” ;第四种是“严格责任说”或“无过错责任说” ;第五种是“综合责任说”。第五种观点既总结了以往法学界在产品责任归责上的研究成果 ,又结合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基本上反映了我国产品责任的法律现状。然而我国目前的《产品质量法》处罚仍偏轻。加重处罚 ,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是进一步完善《产品责任法》或《产品质量法》的两个重要方面     

论中国现代监狱的定位

关于中国现代监狱的性质，监狱学理论界分歧较大，主要有“专政工具说”、“三位一体说”、“性质层次说”等五种观点。“特殊企业”、“特殊学校”不是我国监狱的性质，惩罚与改造也不是我国监狱的性质。中国现代监狱的定位应当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保险诈骗罪停止形态研究

保险诈骗罪存在未遂形态;对保险诈骗行为“着手”的认定应该采取“实质的客观说”的理论进行认定,即应将行为人开始实施索赔行为或者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认定为保险诈骗行为的“着手”;本罪既遂数额的认定从应然的角度应该以犯罪损失数额为标准。     

“新乡派说”：乡镇政府改革目标的历史定位

我国乡镇政府在历史上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我国学术界所倡导的“乡镇撤销说”、“乡镇自治说”、“乡派说”等均为乡镇政府的改革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值得借鉴。但综合学术界的各种学说,将乡镇政府改设为县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更为可行和现实。这种不同于“乡派说”的“新乡派说”融入柔性建制的理念,对乡镇党委及政府作了一次全面彻底的改革,提高了可行性。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基于博弈论和“搭便车”视角的分析

作为效率损失的重要表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存在着“行政不作为”等社会现象。从这些现象入手，通过建立博弈支付矩阵模型，引入“搭便车”分析工具，旨在揭示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和制度诱因。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存在着三种发生机制：委托代理关系扭曲诱发了“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纵向事权配置诱发了参与人数的增减；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诱发了均衡状态的变化。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是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和博弈策略选择不当。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策略，应立足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优化事权配置和设定责任分割机制。     

论我国犯罪客体的概念

本文在努力探索我国犯罪客体本质的基础上 ,力图给我国犯罪客体定义一个较为科学的概念。笔者从分析“利益”、“权利”、“社会关系”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入手 ,研究了犯罪客体“社会关系”说、“权益”说的缺陷 ,揭示出犯罪客体的本质应归结为“社会利益”。理论联系实际 ,给我国犯罪客体定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     

论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重构——基于国际私法的视角

在国际环境法的现行体系中，“国际环境损害责任”问题可以说是最薄弱的环节。在众多的国际环境条约中，“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大多以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欠缺实质上的约束力。对有限的硬法性质的规定，也是以“国家责任”的形式体现，缺乏实际的执行力。这种实然状态下的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远远不能满足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因而，以往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中国家责任的惟一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多元化乃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重新认识光的半波损失及牛顿环中心暗斑

通过对菲涅耳反射系数的讨论, 重新认识光的 “半波损失”,指出一些大学物理教科书中在光的“半波损失”认识上的误区,重新解释了牛顿环中心暗斑的“半波损失”现象。     

论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未明确使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这不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国家赔偿制度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