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行为的法理分析

对违宪行为的界定,学界有立法者模式说、公权力者模式说、法律主体模式说等不同观点,但上述观点均存在缺陷。通过对几个命题的论证,可以得出结论:违宪行为是指享有公权力的法律主体严重违反宪法或上位法的规范、原则、精神或普通公民滥用自己的基本权利对抗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并需通过违宪审查程序追究其宪法责任的行为。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公私法区分的控权价值

从古罗马公私法区分理论的提出,到近现代以来公私法发展的实践,均说明公私法区分源于控制公权力的需要。我国当下法治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公权力的过度使用。以控权为初衷的公私法区分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当下公权力滥用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我国应当确立公私法区分原则,将权力支配说作为二者区分标准,以具体法律规范为识别单位,按照分工法定与私法优先的精神确定二者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为何要强化法治思维？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调整利益关系的思维和方式没有因变化而作出改变。依然沿袭传统的命令和服从的思维，只是多了一种经济手段，闹得厉害的人给补偿，用钱摆平。因此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基本问题：公权力滥用（公权力滥用的表现有很多，其中群众不满意的主要是贪污受贿；公权力滥用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如形象工程、     

权责一致:责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

责任政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权责一致则是责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权责一致意味着公共权力行使者履行职责和义务应与其所拥有的权力相匹配,该原则有其丰富的思想渊源和深刻的理论逻辑。然而,由于公共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二元分离、制度规定与权力运行的轨道偏差,以及现代官僚制自身的内在缺陷,权责背离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消除权责背离现象,需要明确责任主体,构建科学合理的权责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责任主体的责任伦理建设。     

传统终极价值观的理性思考

终极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发展对道德体系的需要。中国传统终极价值观就是儒学所构筑的“以人为本 ,天人合一 ,志在仁义”的精神价值体系。它的传承主体 ,主要是由中国士大夫阶层———古代的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传统终极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 ,不仅吸取了儒、道、佛思想 ,同时也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在充满纷攘争斗的封建社会中寻找确立自身地位与作用的过程。     

规范公权力的法律体系建设

公权力的滥用和私人化等现象在当今社会频繁发生,其运行已经和自身的公共性特点逐渐偏离,因此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有效地规范公权力的法律体系建设,做到公权力的制度化。若使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能够保持和谐,就要建立公权力使用的相关制度,做到公权力的本位回归,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道德素质建设,采取公权力的阳光运行等方式,科学合理地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政府生态责任与臻善

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责任主体,政府亟需承担起自身的生态责任。然而当前政府面临生态责任意识、生态问责体系、责任监督机制的多维度缺失以及与企业、NGO生态权责模糊的现状,需要建立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生态问责体系、设置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将生态伦理思想引入行政文化、建立广泛有效的监督机制、理顺政府与企业及NGO在生态保护领域的权责关系来构建和完善政府生态责任体系。     

行政复议法律责任制度存在问题以及完善

法律责任制度是行政复议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监督行政复议法律关系主体地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或者义务的制度保障。现行我国行政复议法律责任制度存在概念不清、归责原则缺失、相关主体缺位或者不合理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确立违法归责原则以及构成要件是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或者义务以及衡量法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标准。完善相关主体制度、追究责任程序、责任种类可以更好地落实法律责任制度。     

论辅助警察参与警察执法的正当性

传统的国家垄断公权力理论仅是一种笼统的假设,国家并无垄断公权力的必要,也没有垄断所有公权力的实践;警务职业化更应该解读为一种专业化的追求,而非杜绝具有相应资质的私人主体参与执法;在责任承担方面,无论是由警察还是辅警来行使警察权力,责任主体都是其所属的警察机关,而非执法者个人。为充分发挥辅警参与警察执法的优势和削减其存在的问题,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对警察与警察作用进行区分;也应架构和完善相应的准入、培训、考核与奖惩制度;还要为辅警设定合理的参与范围。     

公共管理主体角色:定位、冲突、价值目标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冲突实质是公益与私益的冲突。矫正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冲突则应厘清公益与私益界限,规制公权力行使,防止公权力异化,保障公益实现。     

政党责任视角下党群关系问题探析

民主政治时代,政党政治是责任政治,政党理应成为负责任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功能作用证明了其可以担负起运作公权力、实现民众利益的责任。密切党群关系是政党的根本责任。密切党群关系,要规范党政关系,防止权力异化;夯实执政基础,加强社会整合;完善党内民主,增进党内和谐。     

健全公法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公法是规范和控制公权力的法,是调整公权力主体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主体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公法主要包括宪法和行政法。此外,立法法、司法法、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法、选举法、社会自治法以及其他各种涉及公权力运作规则的法均属公法的组成部分。公法的健全、完善是政治文明的要求和保障。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共同体在历史发展长时期中形成的,逐步脱离野蛮、愚昧、暴力、专制和玩弄阴谋、权术的政治生活形态而逐步走向理性化、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政治生活形态,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公权力在法律(公…     

危机管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机制分析

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机制的构建与调适。为了有效地进行危机救治 ,必须对各参与主体进行合理的权力和责任划分。在政府内部 ,进行纵向的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横向的部门间权责划分 ;在政府外部 ,要对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公众和国际组织等其他危机管理主体进行权力的授予和制约。同时要用法律来保障危机状态下相应权责机制的正常运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证据规则,其在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保护人权上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因此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执法主体政治伦理素养的文化塑造

对于公权力的正常有序运行而言,执法主体的素养尤其是政治伦理素养的高低是关键。执法主体具有较高标准的政治伦理素养就能捍卫现代国家"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但是现今诸如执法主体的自身腐败、公权力的滥用、法治不被信仰、政府公信力被质疑等现象的根本解决,亟待执法主体政治伦理素养的稳步提升,而实现这个目标较为重要的步骤就是探索文化塑造之路。     

给政府财政透明“打分”

财政透明有利于约束公权力依法行政,防止权力腐败。信息公开后,公众盯着政府部门如何花钱,对政府部门的花钱行为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可以有效防止财政资金的滥用。2014年11月29日,一年一度的省级财政透明度调查揭晓: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32.68分。这是自2009年以来,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财政透明度"课题组对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状况进行评估并发布的第6份财政透明度报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证据规则,其在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保护人权上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因此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跨界污染事件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就涉及到国际损害责任制度的确立。所谓国际损害责任,即“国际法未加禁止之行为引起有害后果之国际责任”,该制度的确立对跨界环境污染的规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一种新型责任形式,它与传统国家责任的关系有待探讨,其法理基础、归责原则、责任主体与适用范围也未形成定论,本文主要对上述问题做一粗浅讨论。     

孟连经验的核心:妥善处理转型期的党群关系

2008年7月,云南"孟连事件"震惊全国。"孟连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胶农与橡胶公司间的利益冲突,是公权力在利益冲突中调处不当引发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的背景下,公权力与民众之间、民众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大调整格局之下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孟连事件"之后形成的孟连经验,其核心就是以公权力不与民争利为基本理念,以党群关系的改善带动各方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代中国各类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执政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利益博弈     

新时代契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基于契约关系产生的契约精神是社会主体主动、善意地遵守约定和规则,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公共利益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契约精神以"仁"作为伦理核心,以"义"作为价值导向,崇尚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传承中国传统社会契约精神的同时,新时代契约精神的培育创新,可着力从诚信意识、规则意识和权责意识方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