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访诉求的三层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再阐释

基于已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维权范式和治权范式都注意到在官民互动博弈的过程中上访农民的"正当性言说"非常复杂,基层政治正在迈向"博弈性政治"的发展阶段。借用场域理论,综合两大范式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农民上访诉求的三层分析法:农民的初始性上访逻辑主要体现为求援型政治;官民互动中的农民上访逻辑正在从"抗争性政治"向"博弈性政治"转变;而进京农民的上访逻辑则基本上又体现为求援型政治。因此,农民上访问题的研究,应该区分出研究对象所处的实践场域,场域不同,农民上访诉求的逻辑不同,折射出来的政治运作机制也有不同。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对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农民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帮扶对象、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本文认为在脱贫攻坚转换到乡村振兴的情境下，应加快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脱贫攻坚时期帮扶对象主要聚焦于绝对贫困人口，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帮扶对象将转变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其治理目标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第二，在治理目标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帮扶机制要做出适应性调整，从超常规治理转向常规治理，以实现对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治理；第三，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治理，需要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个方面着手构建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     

基层政权的上访治理——从权力缺失、上访转型与治理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

目前,村庄发生原子化的现象,以前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乡镇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从以前的"汲取型"政权变为当前的"悬浮型"政权。这些凸显了目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权力缺失"现象,即在基层政权缺乏基础性权力、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另外,上述问题也凸显了当下上访的结构变迁,从"维权型"上访变为"谋利型"上访,从"依法上访"变为"以法上访"。这种权力缺失与上访的结构转型导致了上访治理策略的非常规化。在上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开始使用各种策略替代权力进行上访治理,上访治理成为一种"权力的私性运作";同时,基层政权也开始使用策略对现有权力进行"最大化",利用村庄资源与话语,重构自身在村庄中的制度性能力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为上访治理进行铺垫。权力缺失、上访转型同上访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目前的上访治理不能仅仅围绕治理本身,而应该重建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重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同时,打破权力话语,重建基层政权的权威性资源,以应对目前的上访大潮。     

农村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善治重要力量

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农民参与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转型期,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正由均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社会资本日益缺失,农村社会组织发展面临诸多困境。注重农民公共精神的培育,强化他治与自治的互动,优化农村社会组织结构,激发农村社会组织活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根本途径。     

政策执行研究新范式:体制与机制视角

从1973年到1990年十余年的时间,政策执行研究已经从第一代范式整体迈进了第三代范式。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学习能力、政策执行的过程、政策执行中的行动者及其代理人的角色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进而谋求政策执行研究范式的突破。根据有关中国政策执行研究的总体情况,中国学者既需要借鉴西方政策执行研究范式的演进路径,同时又有必要特别关注展开执行活动的平台或背景,即相关的体制和机制。而这方面的研究要以权力、利益、制度作为核心概念,并围绕政策执行、管理组织和社会、解决现实问题等重新审视和统筹安排相关体制和机制,这应该成为研究当今中国政策执行过程的总方向。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南京建邺区打造有特色的社会治理服务品牌

<正>近年来,南京市建邺区高度重视社会治理服务创新实践,2013年5月率先成立建邺区社会管理服务局,创建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赋予社会治理服务创新新的内容,着力打造具有建邺特色的社会治理服务品牌,实现了区域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强化资源整合系统化,完善工作机制,提高社会治理整体效率。完善资源共享机制。整合区、街、社区更多资源聚集三级平     

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与目标模式

当今世界范围内,治理和善治理论已成为行政改革的全球性、国际性话语语境和分析背景,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正在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前导性话语和有效的分析范式.着眼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新要求,在治理理论的语境和分析范式的解读下,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以公共性与治理性有机统一的公共治理型职能模式为目标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意涵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反映这种社会关系转型轨迹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坚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近年来,衡阳市委两新工委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结合行业优势和自身特点,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局,为政府、市场主体、村(社区)居民群众提供各类专业化、志愿化服务,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手段由单一向多重转变,内容由单薄向丰富转变,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和质量.     

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契合了国家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与外源型和内生型社会组织不同,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主要由村庄外部主体动员成立,由村内精英运行,具有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优势,但因缺乏外部资源的持续性输入,导致很多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运行困难。本文以运行较好的一个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陕西省T村老年协会为个案,探讨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研究发现,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各项机制,如与其他治理组织互相嵌入的组织机制,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与用者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定期活动串联重塑村庄节奏的链接机制,规范活动程序与采取预防措施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声誉、信任和互惠为关键因素巩固集体行动领导力的领导机制,从而保障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派系政治与农民上访的逻辑

派系竞争导致派系上访的生成,而派系上访具有弱组织性、求援性、非政治性、目标的人格化和参与者的两面性等特征。与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农民上访行为不同,派系上访的目的是"为利益而斗争"。派系上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村治精英,维系村庄内部权力均衡,但也容易导致村政混乱和村庄公共性缺失,增加基层治理成本,耗费国家治理资源。在学理层面,基于村庄派系政治的视角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农民抗争问题的研究视野。在政策层面,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决策部门更为清晰地认识农民上访行为的深层根源。为有效治理派系上访,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培育理性、协商的公民文化。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以农村的民间组织为载体,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需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由来与出路

<正>在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治理的转变,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这个转变的长远目标。一乡村社会的传统治理与我国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有关。这个超稳定社会结构由乡绅、家族、乡约地保等共同维持。几千年传统中国虽有王朝更替但无结构变换,其历史之谜就是皇权和绅权的精巧配置、良性互动,从共存到共治。1的确,乡村社会既是皇权统治的最下端,同时又是乡村社会自发生成超稳定秩序的重要场域,一头勾连着以皇权为中心的官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2006年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涌现出大量新成果,呈现出四大特征:第一,公共治理的快速转型促进了社会组织参与,参与式治理理论逐渐形成。第二,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机理得到细致刻画,双方依赖、在参与中成长等理论表明,发展新的分析范式以丰富中国公民社会理论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第三,网络舆论的兴起引发了网络公民社会研究热,技术赋权的现实意义受到充分关注。第四,关于中国究竟是否已经形成公民社会的争论,由于缺乏共同的话语平台,无力解释现实和推动理论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应加强交流与对话,重视基础理论发展。     

前瞻性治理: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转型期社会公共事务和风险治理难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回应式政府治理范式已难以有效适应当前的时代需要,探索和构建具有前瞻能力的政府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因此笔者提出"前瞻性治理"的概念,具备现代政府运行特质。面对风险社会治理的挑战,前瞻性治理要以民众需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以培育政府行政人员前瞻能力为抓手、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撑、以风险治理常态化为重要举措、以跨域联动机制为手段、以健全法律制度为保障等路径构建得以实现。因此,前瞻性治理是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乡村传统文化现实境遇与发展机会—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重塑乡村新型生存空间,丰沃乡村传统文化生长土壤;重构乡村新式价值范式,展现乡村传统文化新意义等措施,才能在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中,为乡村传统文化、也为乡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