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第五化”观点辨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后,有学者称其为"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化"。其实,二者在逻辑上不属于同一层次,不能混为一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代现代化理论中属于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不宜将其与"四个现代化"并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化"的观点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表述不符,严重落后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在于它实现了我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从具体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的重大提升,找到了统筹、协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方面健康发展的关键,标志着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

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从“两个大局”来看中国与世界的协同演进

"两个大局"是中国与世界协同演进关系的一体两面。从全球生产格局变动、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国际制度建设变迁、国际价值观念体系演变等四重维度来看,中国的复兴既得益于对世界秩序的高度融入,也是当前世界秩序转型的重要变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创造了战略机遇,也带来了现实挑战。中国必须稳固与世界的协同演进关系,防范"脱钩"危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在国内层面,应当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自身战略承载力;在国际层面,应当继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增进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同时,还应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将国际挑战与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内在动力,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一专三员”县域治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河南省西峡县推行的"一专三员"县域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党建工作大提高;促进了社会管理大提升;促进了干部作风大转变;促进了经济社会大发展。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

推进“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确立责任、透明、回应等现代政府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体现现代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诉求的鲜明特征，始终坚持“放管服”改革的初心使命、人民主体地位和职能转变导向。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打好“三大攻坚战”的理论阐释与推进路径——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

新时代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产生新变化,给国家治理提出新命题和新要求。在经济、社会、生态领域打好"三大攻坚战",既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的重大战略举措,直接决定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平和质量,因而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从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挑战入手,在明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的现实内涵和问题表现的基础上,从优化治理能力、完善运行机制出发,探究"三大攻坚战"中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寻求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推进路径。     

“智慧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以上海“两张网”建设为例

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等,"智慧政府"应运而生。上海"两张网"建设通过价值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结构优化、流程再造、数据支撑、技术赋能等,打造出"以人为本"的上海样本。今后,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完成流程再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开放与共享,加强安全建设,推动政务服务和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慧化。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简论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内涵丰富,重点回答了由谁治理和怎样治理两大基本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国家治理的主体向度上,他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调动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国家治理的方式向度上,他强调不搞运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靠制度治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党的领导是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克服"运动式治理"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民主和法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三不腐”机制在规范高校权力运行中的思考

"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党中央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将"三不腐"机制运用到高校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中,是有效遏制"象牙塔"腐败和消极腐败的治本之策。     

“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

正"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开放化、多元化等现代性因素及其交织形成的复杂关系,强调要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实现国家治理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综合"大转型",要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变为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要尽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厘清从政府能力到治理能力转变的逻辑线索,从四个关键点突破。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产生与发展

协商民主的发展促成了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诞生。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期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之前的双周座谈会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折射出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在未来的征程中,双周协商座谈会应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专题协商,搞好"上层"与"下层"的互动,大力加强协商文化建设,突破全国政协,在更大的范围付诸实践,善于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的有益成果。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及其治理对策探析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的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为行为"治理有利于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整体素质。领导干部无为会造成群众信任危机、干部制度损害、干部价值观霉变和单位发展延误等危害,其成因主要是官本位思想严重、监管不力、无为惩罚制度缺失、社会监督不强等。为此,应建立无为问责之制,强化有为行政之教,发挥组织监督之职,完善绩效考核之法,搭建社会监督之梯,确保无为问责之效,切实治理领导干部的"无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