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法理基础

民事判决的理由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具有何种拘束力,这一问题属理论盲区。在民事判决数量持续激增、系列案件频发及裁判文书要“释法说理”的大背景下,回答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性。在实然和应然角度,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正当性存在着预决效力、争点效力和参加效力等解释路径,分别反映不同的制度目的,对应于不同的程序保障标准和价值判断空间,体现不同程度的正当性。预决效力可通过免证事实机制缩小证明范围,能够提升诉讼效率,但保障证明权是其适用的前提条件,对后诉事实认定的拘束力较弱,难以为判决理由效力提供正当性支撑。争点效力与民事判决理由效力的关联最紧密,可与既判力形成合理分工。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判决主文,而争点效及于判决的理由,借助于价值判断机制落实诉讼诚信原则,阻断生效判决认定的争点事实再次被后诉当事人争执,维护裁判统一。参加效力立足于责任分担理念和诉讼担当法理,为判决理由向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及案外第三人扩张提供正当性法理基础。以此为基础的类型化分析,则可廓清判决理由效力适用范围,扩大判决理由拘束效果。     

论诉讼契约的效力

诉讼契约需具备一定的要件方可生效。生效之诉讼契约对于当事人和法院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法定诉讼契约对于诉讼程序产生直接效力,而非法定诉讼契约仅有间接效力,尚需义务人实施后续诉讼行为方可对诉讼程序产生一定的效力。基于当事人诉讼上之抗辩,对于诉讼性质诉讼契约之违反,法院依照双方约定的有关程序继续进行或者对双方约定的诉讼行为直接予以认可;对于私法性质诉讼契约之违反,法院在审查双方关于实体部分的合意是否合理履行基础上判定该违反行为是否有效。     

保险合同复效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规定保险合同复效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协议,这种模式容易导致保险人滥用同意权阻碍保险合同复效,宽松的可保主义模式能够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衡量投保人提供的可保证明是否符合复效要求应当采取理性保险人标准。复效合同性质上应为原合同与新告知内容的特殊组合,对新告知内容,投保人应当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对新告知内容的抗辩应自复效之时起算,而自杀免责期的起算则应从保险合同成立之时起算。在宽松的可保主义制度下,自动复效阶段的复效时点为投保人补缴保险费及其利息之时,可保复效阶段,保险合同复效的时点因情况不同各有差异。     

我国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的建构

诉讼标的牵连型诉讼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诉讼形式,这类诉讼往往因分离诉讼而不能实现共同诉讼促进诉讼经济和裁判统一的功能。本文主张建构准必要共同诉讼制度予以应对,并使准必要共同诉讼和争点效、参加效制度相协调。     

预决事实无需证明的法理基础与适用规则

最高法院创建“预决事项无需证明”证据规则时,由于理论基础不明,制度逻辑不能自洽,不仅给学理解释造成障碍,而且导致审判上适用的不统一,在客观上有损司法公正。前诉裁判认定的事实后诉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即判决的预决效力,既不同于司法认知或公文书载明的事实,亦不能简单地用诉讼上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本质上是“不容再争议性”。大陆法系既判力遮断效和英美法系争点排除效都是关于前诉裁判对争议事实的判断对后诉所应有的约束力,虽然在理论表述上各有侧重,但在制度上高度重合,体现了司法的内在规律,堪为预决效力的法理基础。就二者取长补短,可以建构统一的预决效力生成要件和预决事实免于证明的适用规则。     

关于末位淘汰的若干法律思考

随着管理学上的中西合璧,“末位淘汰”机制被引入我国,并在许多单位中广泛应用。末位淘汰制促使员工不断关注自身的绩效及自身在团队的绩效排名,使用人单位得以组建高绩效的精英团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然而,末位淘汰制作为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手段,有其积极性的一面,可以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激励员工、保护先进。同时,它的消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一些用人单位将“末位淘汰”的处理方法单一地理解为解聘员工,引发了不少劳动争议。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末位淘汰的效力问题,并提出如何合法地应用末位淘汰制,避免用人单位陷入违法境地。     

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工作的思考和建议

基层法院开展审判管理工作的机构是审判管理办公室，通过审判管理办公室发挥它的综合管理平台作用，以为法院部署决策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但纵观全国法院系统，部分基层法院，尤其是西部基层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仍不容乐观，笔者通过对西部S市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就如何加强审判管理工作提出一些浅见，以供参考。     

检察委员会工作机制的规范

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是检察权行使的最高一级办案组织,其在运行中应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符合司法责任制和司法亲历性要求,强化对检察官的监督制约。当前,检察委员会机制运行中还存在着议事范围不明、质效不高、责任不清等突出问题。为更好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应通过规范议题范围、增强检察委员会委员亲历性、加强办事机构建设、明确司法责任承担、加强对下指导等举措,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检察委员会工作机制。     

中国古代的家族法

中国古代的家族法是大家族为了维持家族内部秩序,严密钳制和束缚家族成员,使其不得犯上作乱而制定的。国家承认家法的法律效力,家法又是国法的重要补充形式,起着国法所起不到的作用,在中华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家族法在维持家族内部秩序,维护封建统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中国古代家族法产生的原因、中国古代家族法的内容、中国古代家族法的作用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     

论诉讼时效适用的主动性

本文从对主流观点的分析与反驳、诉讼时效性质的分析、罗马法中的诉讼时效制度的考证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在我国,法官应当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审判案件。     

劳动争议案件的检察监督

当前相当比例的劳动争议案件进入检察监督环节,并呈现诉争焦点相对集中、新业态领域案件增多、息诉压力居高不下、案件多元化和复合化趋势明显等特点。检察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中面临法律适用难、协同治理难、促进和解难等困境,需要根据劳动争议纠纷特点和案件类型精准开展检察监督,并构建部门联动和协作配合机制,打通劳动者权益保障协同共治的“最后一公里”,革故鼎新提升专业化办案能力,从而实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劳动争议检察监督案件的目的。     

WTO视野下我国行政补贴制度化的探索

我国行政补贴领域存在立法滞后、定性不准、信息不透明、绩效评估制度欠缺以及救济制度不明确等不足。完善我国的行政补贴制度 ,需要 :强化对中小企业、落后地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补贴 ;根据补贴数额确定不同主体的补贴规则制定权限 ;在规则制定程序上要体现公开和民主参与的精神 ;根据补贴的不同性质确定不同的实施方式 ;扩大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 ,将行政补贴规则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对人身保险合同复效问题的若干思考

保险法对保险合同复效制度未作过多规定,略显粗糙。在保险实践中,人们又热衷于生搬硬套合同法原理,使得对该制度的认识与理解分歧较大,进而导致很多保险纠纷。因此,有必要对人身保险合同复效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待在今后的立法中加以修改和完善。     

论检察机关职能与被追诉人有效辩护权的保障

刑事诉讼程序改革逐步向着对抗式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对抗制的根基就是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因此保障辩护权就成了构建并完善对抗制的重中之重。"保障辩护权就是保障有效辩护权"。那么何谓有效辩护?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辩护的有效性?由谁来判断辩护的有效性?如果辩护是无效的,那么造成辩护无效的责任者会负什么样的责任?律师会得到什么样的制裁?被告人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救济?这些内容都是有效辩护权的根基问题,是辩护权的根基问题,自然也就是构建对抗制无法回避的问题。     

人寿保险合同中的自杀问题研究——评析新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

人寿保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在保险领域中,一直都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自杀是否具有可保性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理论发展过程。最终,美国法院在自杀可保与不可保的冲突中创制了自杀免责期间制度,并发展成为如今的＂自杀条款＂。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44条有关＂自杀条款＂的规定,主要从法学理论上分析复效合同中自杀免责期间的起算点问题以及新增加的但书问题。     

反思事实预决效力

《证据规定》第9条规定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具有预决效力,但是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同,从立法论上看也应当否定上述事实预决效力。事实预决效力的主张无法得到传统既判力理论的支持,为达到扩大既判力的目的,应当提起独立的中间确认之诉。比较法上虽然存在扩张既判力范围的理论主张,但是存在标准模糊、缺乏可预见性以及可能无谓浪费诉讼资源的弊端,也不适合我国现有的发展程度,应当澄清既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可能造成的误解。此外,预决效力不同于既判力的事实排除效,也不同于公文书的证明力规则。     

浅议判决理由的既判力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之一,传统既判力理论认为既判力客观范围原则上限于判决主文,而不及于判决理由。然而这一原则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弊端。由此,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修正,典型代表有既判力扩张说矛口争点效。本文在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实践,指出我国目前不宜赋予判决理由以既判力,合理的思路是,在程序保障达到很高的程度时,再赋予判决理由一定的拘束力。     

基层检察机关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效的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加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不仅需要上级检察机关的统筹与指导，更需要基层检察机关发挥托底和落实作用。进入新时代，基层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时存在监督宽度不够、监督力度不大、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督成效不明显等问题。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检察院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结合本地工作实际，通过创新“刑民一体”工作机制、深化数字检察办案模式、优化检察听证、检察和解等履职方式，多维度拓宽监督线索、增强监督力度、解决监督堵点，着力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