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风险刑法规制之反思

以风险社会为背景研究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基本上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一种通行做法。但是，由于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所体现的风险并非贝克所指称的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所以运用风险社会理论并不能解释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频发的现状，风险刑法理论也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因此，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研究应从风险刑法回归到传统刑法的道路上。     

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

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使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里刑法成为国家管理、控制风险的重要工具。风险社会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立法更加关注犯罪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仍然是基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立法,不适应预防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实需要,应该通过修改加以完善。     

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立法大致可以分为单行刑法、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八)》三个阶段.从整体上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从严趋势,但仍有保护不力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模式、法定刑设置和犯罪种类规定上.未来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前景应是法益保护范围的扩大和提前,这主要是基于食品行业风险、经济刑法全球化以及刑事政策的考量.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内容及选择根基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应当是指由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双重介入,旨在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和食品安全越轨行为分别予以惩治和预防的理念和策略。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在于其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以预防犯罪为指导原则。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内容应当包含前置法与刑法在食品安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以及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两方面内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根基在于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和知识分工的发展需要。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适度性原则研究

犯罪适度化的内涵由犯罪圈的广度、超前度、刑罚的厉度等组成。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面临着巨大的犯罪化压力,如何避免"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的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成为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从而使其恰当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一问题使得犯罪适度化成为风险刑法兴盛状态下必须重视的话题。     

重构与规范:食品安全犯罪防控探究

食品安全犯罪呈现传统与新型手段相交织、网络与物流方式相结合、局域向全球辐射转变、个别向多样品种延伸的发展态势。食品安全意识欠缺、管理缺位、法治滞后、打击疲软、宣传短板是导致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根源。我国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域外食品安全管理和立法经验,通过完善立法、全覆盖防控与惩治食品安全犯罪、全方位配合与协作共治食品安全犯罪,重构和规范全社会共同治理食品安全的格局。     

关于食品安全领域犯罪化问题的若干思考

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圈是否需要扩大的问题,不能在抽象层面讨论,而应从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具体需要入手。国外立法例的示范、动态保护的缺乏以及行政责任的有限决定了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化必须以"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为方向和主要内容。犯罪化的具体内容,包括对现有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对动态保护内容的增加以及刑罚规定的调整。     

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制约下的食品安全犯罪社会控制

风险性因素预示着犯罪可能性加大,保护性因素则预示着犯罪可能性减少。犯罪学从医药和公共健康领域引进了风险因素预防范式,此范式的目的是控制风险性因素以及加强保护性因素。将这一范式引进到食品安全犯罪领域依然可行。风险性因素并不必然导致犯罪的发生,原因之一是保护性因素的规制作用。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犯罪社会控制网。     

立法视角下的《反邪教法》立法必要性探讨

邪教犯罪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预防与打击各种社会犯罪中的首要任务之一。本文梳理我国打击邪教犯罪方面的立法规定，针对我国邪教问题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迅速制定出台《反邪教法》，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和控制。     

“风险社会与刑事政策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于2010年11月6日主办了"风险社会与刑事政策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风险社会与刑事立法的完善、风险社会与刑法机能的调整、风险社会与犯罪论体系的构造、风险社会与刑罚制度的创新以及风险社会与具体犯罪的司法认定等五个议题展开了充分研讨。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分别从严密法网和严厉处罚两方面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刑事执法过程中,由于难以操作、缺乏协调等原因,大大降低了食品安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应坚持贯彻"宽严相济,以严为主"的刑事政策,并适当地引入严格刑事责任理念。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政府责任——以食品安全事件为视角

社会存在一定的风险。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多样性、广泛性和人为性的特点。与风险相对应的是安全,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公共安全。其中,与民生有着密切联系的食品安全由于发生的频次高、危害范围广、原因复杂、后果严重,更是考察政府职能的一个参照。在如此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食品安全信息公布与通报机制、食品安全检验和检疫机制以及重大事故处置机制,以应对风险。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解读及司法适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将对抑止恶意欠薪行为、稳定社会公共秩序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本罪作为一项新罪名，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需要就劳动报酬、主体范围、客观行为、法律责任等问题的认定进行探讨研究，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参考。     

论“两高”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解释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食品安全犯罪写入刑法条文,该法实施两年来,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仍屡禁不止。最高法和最高检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适时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规范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执法依据,但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论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等轻微刑事案件,其目的是使被害者获得赔偿,侵害者获得宽恕,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大有裨益,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的理念的更新与进步。然而在我国刑事和解却缺少配套措施,以致在实施上缺乏可操作性。就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的关系来看,一方面社区矫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配套机制,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有利于改善社区矫正的效果。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可谓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因此在立法设计、实施程序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构建上也应相互协调,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     

关于设立业务人员受贿罪的立法建议

自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以来 ,非国有事业单位、非人民团体性质的社会团体存在着严重的受贿问题 ,由于没有相应的条款规定 ,尚难追究受贿人的刑事责任 ,已成为全社会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文章围绕业务人员受贿罪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行贿罪的设立构想 ,提出粗浅建议 ,以便理顺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体系。     

刑事侦查中的宽严相济政策探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的调整,是应对犯罪复杂化现象,有效节省刑罚资源、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重要举措。刑事侦查中应准确理解和应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及认定

近年来,我国有关人体器官买卖的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刑法》第234条把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作为刑事犯罪进行打击。文章通过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了本罪的构成,即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国家器官移植医疗管理秩序;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因此,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与它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非常必要。     

网络犯罪罪因系统机制探

对网络犯罪罪因系统进行系统机制分析,有助于探明网络犯罪产生的原理,并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在对网络犯罪社会原因、个体原因及犯罪场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涉及机制性的问题。事实上,犯罪心理尤其是犯罪动机引起犯罪行为的作为方式和心理过程就构成了犯罪行为的心理机制。在网络犯罪的犯罪场分析中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的分析也是机制论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机制论是通过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来进行犯罪本体范畴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司法防范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民以食为先,食以安为本。但是,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毒奶粉、毒馒头、毒豆芽、苏丹红、皮革奶、瘦肉精等等,无不令人谈食色变。因此,如何规制食品安全,净化食品生产和销售的环境,将是国家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为切入点,探讨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规制和司法防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