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用事业基本服务权

公用事业基本服务权是一项人权意义上的权利。它要求公民有权获得合理、非歧视、可负担的公用事业服务,且负担能力有缺陷的公民能够获得最低程度的供应保障。作为一类经济社会权利,它具有政策性特征,在实现机制上受到国家可利用资源的限制。在公用事业后民营化改革时期,这一权利的提出,为国家公法义务的履行和政府规制体制的设计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论公用事业基本服务权

公用事业基本服务权是一项人权意义上的权利。它要求公民有权获得合理、非歧视、可负担的公用事业服务,且负担能力有缺陷的公民能够获得最低程度的供应保障。作为一类经济社会权利,它具有政策性特征,在实现机制上受到国家可利用资源的限制。在公用事业后民营化改革时期,这一权利的提出,为国家公法义务的履行和政府规制体制的设计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政府特许经营项目运行中的行政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一种框架性分析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政府特许经营逐渐成为我国公用事业服务的重要模式.就政府特许经营项目的整体运营看,基于多种法律关系可能产生行政法上之多元纠纷:行政机关在准入阶段侵犯利害关系人的公平竞争权,应允许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但其利益保护方式取决于公益与私益的衡量;私人有权就行政机关违反特许经营协议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赔偿或补偿,行政机关则只能凭借行政优益权强制私人履行约定;私人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违反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则、正当程序等义务,应赋予消费者相应的公法救济途径;行政机关违反担保义务致使消费者利益受损,应承担必要的国家赔偿责任.对于项目运作过程中存在的公私合谋损害公共利益之救济,目前则主要依靠信息公开强化公众监督.     

行政法视角下的民营化问题

民营化-般分为组织民营化与任务民营化,具体形式更是多样.民营化前,大部分公共行政部门承担行政给付与行政监管的双重职责;民营化后,则把行政给付任务交给民间,自己仅保留监管责任.民营化后,公私合作或混合行政大量出现,单纯的公法或私法已经无能为力,既要防止公共行政部门与民争利,又要防止通过民营化使行政遁入私法,推卸公共责任,侵害公民权利.除了私法的进入,公法也应该转型,与私法一道回应民营化问题.     

论公用事业的法律调整:法域归属与理念定位

私权(私法)自治与公权(公法)强制是逻辑统一的理论体系。公用事业的法律调整,应该确立起私权主体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本位地位和私权自治理念,以及公权机构在维护公共秩序中的主体价值和公权强制理念。公用事业法律调整的根本意义在于确保公用事业产品的效率供应,由此奠定的公用企业的本位地位决定了法律调整的私法性质。在现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条件下,检讨和完善我国公用事业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私法形式完成行政任务——以福利民营化为考察对象

20世纪80年代之后,民营化的现象与趋势在福利行政领域日渐出现,一些行政任务开始藉由私法方式得以实现。在此背景下,福利领域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互交织和混合的状态,而仅仅依靠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似乎已不能应对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这也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划分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而福利民营化之后,公法学的适用空间以及政府可能退出和再介入的界限也需加以关注和考量。     

论国家担保责任——担保内容、理论基础与类型化

民营化和公私合作模式(PPP)使得国家责任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家不再承担公共任务的执行责任,转而承担国家担保责任。国家担保责任的担保内容表现为国家对民间机构顺利进行公平竞争予以担保的义务,以及对公众持续获得高品质、便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予以担保的义务。国家承担担保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基本权保护义务理论、辅助性理论和合作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国家责任类型,国家担保责任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国家管制责任、国家监督责任和国家接管责任。国家担保责任在未来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和PPP法制建构中必将占有理论基础的地位,未来的行政法也将是担保行政或行政合作的法律。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属性与规制路径——基于经济法视野的考察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是国家规范公用事业公私合作活动的重要法律工具,具有经济法的属性,应接受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规制。就公法规制来说,政府应保留一定的公权力,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同时,私人部门也应承担一定的公法义务,其部分私权利要接受公法的限制。就私法规制来看,主要体现在基于契约精神对政府公权力进行限制,并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合作风险,以及在违反合同义务的时候,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民营化时代下的信息公开义务——基于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解读

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在于钳控传统官僚科层政府,随着民营化时代的到来,诸多政府公共职能外包给私人主体,使得传统的信息公开立法目的落空。以公用事业民营化中的信息公开事项为例,并主要结合英国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实践,探讨信息公开立法直接适用于承担公共职能的私主体之可能性。并在转型社会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量现代与后现代法治的交轨处转型国家信息公开立法的多重使命。     

公用事业民营化探讨——基于公法学的思考

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已经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新浪潮。在我国,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具有合宪性和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但同时宪法的规定和行政法的原理也为公用事业民营化设定了界限。现行的公用事业民营化主要采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方式来完成,这种特许经营协议属于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     

论事业单位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参照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的方式刊登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例,对事业单位可以作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给予肯定。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争议仍然存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此也有不同的操作。因此,在考察重要关系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基础上,借鉴重要关系理论,认定事业单位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划分事业单位行为层次,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既能尊重事业单位的自治权,又能保障相当人的合法权利。     

公共服务理论与行政法学的转型

公共服务理论是行政法学发展的理论支点。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行政法学将会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即由以控权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法学转向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行政法学。现代行政法学在价值理念、行政范围、行为模式、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将突破传统行政法的疆域。     

社会团体登记制度反思

中国社会团体管理采取的是双重许可制度，包括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制度。对于前者的批判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后者的反思却尚未开始。社会团体登记中应当包含行政确认的内容，也应当包含行政许可的内容，即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层面来看，社会团体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法人型社会团体层面来看，法人型社会团体的登记属于行政许可行为。澄清这一概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明确从何处改革现有的制度，并提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正视社会团体登记权的边界和限度。     

论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现代政府改革的潮流。公众的行政参与对于提高行政管理质量和行政合法性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公众参与的良性发展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要在注重克服公众参与的局限性同时,应积极引导和规范公众参与,从而追求有效的行政参与。     

公共行政组织的法律规制

公共行政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但同时也涌现出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公共行政组织加以有效的法律规制,不仅是确保行政分权、实现行政民主化的必要途径,也是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具体思路是:借鉴域外经验,增强“准行政组织”性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和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程度,以建立独立自治的公共行政组织;在规制的路径选择上,实行加强规制与放松规制并举,并从加强立法、拓宽行政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司法审查范围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对公共行政组织规制的相关制度构建。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制度化建议

公益行政诉讼模式可分为公诉模式与私诉模式.公诉模式包括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典型公诉模式和特定公益性社会组织作为起诉人的未来公诉模式.检察机关的典型公诉模式为现阶段实际可行形态.在检察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地位,依法行使有关监督和诉讼职权.私诉模式包括公民提起的典型私诉模式和经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提起的...     

关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

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环境公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已经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得到了认可和确认.通过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与特点的分析,指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并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在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内容.     

论国外行政公诉的产生与发展

行政公诉是一种检察官针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而提起的一种诉讼类型,从国外行政公诉的发展过程看,这种诉讼之所以由检察官提起,是基于其公益代表人角色的定位;行政公诉能够弥补传统行政诉讼仅仅由利害关系人发动的局限,从而更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这一制度也填补了审判权监督行政权时"不告不理"的空白,有利于检察权配合审判权以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     

论行政征收的公共利益判断

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用的首要原则,公益性的有无是判断征用合法与否的重要要件.我国的行政征收制度忽视区分公共利益的应然层面和实然层面的两层含义,侧重于维护"绝对的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应当着眼于支撑着公共利益应然性表达的实然性表达,即行政和司法审查的制度结构和运作过程.从这种角度出发,应当重点考虑公益界定向程序化和技术化的界定模式转化.     

论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

公益行政诉讼是为了排除传统的原告适格理论的阻却而在无传统诉权人的情况下 ,为公益目地而设定的一项救济制度 ,应通过纳入法律援助制度 ,设立前置程序 ,放宽原告起诉条件的审查标准及防止滥诉来保障公益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