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低行政拘留的年龄具有学理和实践依据

2017年2月15日,公安部发布《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取消了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规定,即此征求意见稿将行政拘留执行年龄降低至14周岁。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鉴于近几年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事件频发,且呈现低龄化、暴力化的发展趋势,加上缺乏切实可行的教育矫正方式,有必要适当地发挥法律的威慑性和惩罚功能。这可以让一些心智早熟的未成年人消除"违法也不用被惩罚"的认识,遏制恶性案件的发生,更好地保护受害未成年人的权益。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之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是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突出特点,加之近段时间少数低龄未成年人特别严重犯罪案件被媒体曝光,反映出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制度与犯罪预防制度存在诸多缺陷而亟需改革.一方面,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失衡导致其缺少克制,容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缺乏社会控制导致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逐渐向越轨行为发展,最终变成违法犯罪.为应对这一现状,应当帮助未成年人全面协调发展,为问题未成年人建立评估改善系统,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适应社会变化.     

论未成年人犯罪与罚金刑制度改革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趋势的加剧，学者们提出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应对方案。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因遭遇多种质疑而四面楚歌。现实而紧迫的应对措施当是完善我国的罚金刑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防治作用。     

试论管理创新下的拘留所管理新模式

拘留所是对被裁决行政拘留的人执行拘留的场所。通过对被拘留人开展扎实有效的管理和教育矫治,达到教育转化、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目的,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着重要作用。推行拘留所管理教育新模式是拘留所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结合点和切入点。     

关于设立少年法院的几点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据公安部最近统计,在公安机关查获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犯罪数量占了较大比重,约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少年犯罪涉及杀人、抢劫、吸毒等多种严重刑事犯罪,并出现了趋向暴力化、成人化、智能化、低龄化和团伙作案等特征。当前我国的司法体系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教育和保护等措施明显滞后,与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还存在较大距离。为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少年司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挽救、矫治和保护的需要,是当前法学界十分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论未成年犯规划矫治系统的建立——以推进监狱刑罚执行功能科学实现为目的

未成年人规划矫治是当今世界各国还未普遍采用的一种矫治方式.在我国监狱系统,这项工作还未起步,主要原因是对未成年犯规划矫治系统建设的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这项矫治措施在实践中利用不多,收效不大.但是只要我国对此课题加以重视,势必会在遏制违法犯罪、提高刑罚功效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置政策浅析

一概述犯罪低龄化是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为国际社会及世界各国所注目。由于未成年人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因此，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遏制度以处置、遏制、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便成为各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自1899年7月1日美国伊利诺斯州议会通过《少年法庭法》以来，各国政府纷纷效法，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国情、法律传统、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状况以及社会制度建立起各自的未成年人法律制度。国际社会亦为此制定一些规则。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定名为《北京规则）｝）便是其中典列。在我…     

中国未成年犯的群体特征分析

我国未成年犯群体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和人文区位特征,主要是困境未成年人所占的比例大,闲散未成年人犯罪呈下降趋势。男性为主,女性有所增加,低龄化趋势明显,暴力犯罪、共同犯罪占较大比例,犯罪时间和地点因年龄、性别和犯罪类型而有所差异。这些特征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实证分析的基础。     

论行政拘留易科罚款制度——兼议《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按照每日200元的标准将行政拘留折处罚款:(一)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二)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这一规定建立了行政拘留折抵罚款制度。该制度作为中国古代赎刑制度的发展,作为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制度的引入,是草案的一大亮点,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论犯罪低龄化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革

追溯中国古代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沿革,研究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划分,对于更好地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针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既十分必要,又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对策。     

宁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正现状与改革思路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问题进一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对宁夏违法未成年人矫正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规定更多形式的处分措施,限制监禁刑,特别是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处分措施,这对于违法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减少刑事处分措施的适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西省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及特点分析——对1997年至2006年江西省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调查

江西省青少年违法犯罪总量在上升,但占违法犯罪总人数的比例呈下降趋势;青少年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明显上升,各地市青少年违法犯罪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如下特点:违法犯罪类型多元化,但侵财性违法犯罪仍最为突出;违法犯罪手段暴力化,突发性和随意性很大的激情暴力违法犯罪较多;农村闲散青少年、在校学生、辍学人员、"留守孩"违法犯罪增多。     

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遇困境及应对出路——以我国近5年90件未成年人涉罪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

近年来,犯罪低龄化发展趋势明显。以刑事责任年龄为突破口的治理路径遭遇"降低"与"维持"两种观点争议。与其过分关注立法治理,倒不如将治理思维转向对罪错行为的研究。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具有罪错事件的低龄化、罪错行为的危害性、不良行为的渗透性三大特征。其原因在于家庭、学校、社会、行为处遇四个方面。基于此,应当通过构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制度,落实未成年人保护主体责任,倡导国家监护支持综合体系予以应对。     

NGO服务于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的途径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亟待重视,对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需要政府企业和理论界的共同努力。非政府组织(NGO)在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置中具有公益性、独立性、专业化、灵活性的服务优势。NGO可以通过对未成年人直接服务和影响其他组织或人员达到调节未成年人心理和行为矫治的目的。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我见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带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 ,我国亦不例外。特别是随着青少年犯罪的低龄化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更为突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多重性、差异性、特殊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重点要抓全面教育 ,优化环境 ,落实帮教三件大事     

农民工违法犯罪综合治理研究

农民工违法犯罪数量不断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已引发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更大程度地预防和降低农民工的违法犯罪率,则需要在分析农民工违法犯罪特点和原因的基础上,完善与农民工有关的各项制度,不断加强对农民工违法犯罪心理的矫治力度,同时采取社会综合治理措施,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     

江西省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对策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数逐年攀升，暴力化倾向凸显，犯罪类型增多，低龄化和智能化倾向突出，这已引起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当前江西省未成年犯罪的基本情况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及原因，并以此为基点进行对策分析，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制定综合防治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刑事犯罪低龄化相对突出，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日益普遍，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据南阳市公安局统计，1994年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占全部抓获人员总数的人9％，二995年1－7月份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分子4211人，其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363人，占抓获总数的8．6％，而且这一比例还继续呈上升趋势。最近，南阳市各级公安机关又相继破获十余起山中小学生组成的盗窃违法犯罪团伙，其成员之多，作案时间之久，造成损失之大，令人触目惊心。研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规律特点，制订相应对策和预防措施，对于未…     

未成年人刑事归责年龄及刑罚处罚措施规定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激增,并且呈现出新的趋势:低龄化、集团化、恶性化,而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归责和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我国立法明显滞后,使得"罪责不一"、"罚其不当",无法充分实现预防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因此,我国应调整现行法律规定,适当降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事责任范围,建立丰富、层次化的刑罚处罚体系,以体现对未成年犯的惩罚、教育,有效抑制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态势。     

伦理视野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刍议

近年来,我国的犯罪低龄化日益严重,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事例不绝入耳。于是,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实务界纷纷要求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应当考虑的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出于多方面原因,从伦理的视角看,下调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有违中国"恤幼"的历史传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刑法的宽容性、人道性,也不符合对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的目的;其做法治标不治本,并不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故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没有下调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