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寨现象”看禁止盗用原则及其应用

山寨现象的本质是自由模仿行为在权利垄断下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模仿行为不侵犯知识产权,则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禁止盗用原则是判断其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作为自由竞争的例外规则,禁止盗用原则聚焦于竞争关系中的竞争者行为,而非盗用对象是否受知识产权法保护,以维护正当的市场竞争秩序;禁止盗用原则通过其兜底功能来矫正技术发展等因素导致的传统知识产权法对激励创新保护不足的现象,以协调自由竞争、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等。正当的自由竞争划定了禁止盗用原则的边界,而禁止盗用原则也体现了自由模仿的法律限度。我国的相关司法实践依《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规定创立了禁止盗用原则。     

版权技术措施保护中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

技术的变化和发展对作品的传播和利用有很大冲击,这要求法律对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调整以便在新的情况下达到利益平衡。技术保护措施虽然适应了网络时代保护版权的需要,但涉及知识产权法体系中的利益平衡,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也必须保留合理使用的空间。对于中国现行的技术措施保护立法中对合理使用制度立法的缺漏,应予以相应完善：只禁止商业性的规避“使用控制”类技术措施的行为;增加直接规避行为的例外条款;为辅助规避行为的禁止设定合理使用的例外;建立例外的逐步审查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动态的利益协调机制；其产生是基于生态安全和生态公平的需要；它具有预防功能、引导功能和约束功能。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建构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协调开发者与保护者、受益地区和受捐地区的利益关系，保障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定。     

民事上诉审程序中的利益变动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中,上诉利益是上诉的诉讼要件或有效要件之一。在上诉程序中,是否允许变更上诉人利益,也有相应规则的约束和制衡。加之附带上诉制度的平衡作用,形成了上诉利益变与不变的复杂现象。这些法律规则体现了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主义与诉讼公平理念。我国民事诉讼法上也应当设置上诉利益要件、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及附带上诉制度。     

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法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法现象缺乏独立的思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任务认识模糊,理论建构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中国经济法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在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门法律.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或功能不是调整"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是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不是以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或以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而是要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一起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市场法治秩序,最终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表演者广播获酬权研究

传播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已有的著作权利益格局，表演者对其已固定表演的“二次使用”逐渐失去控制，出现了表演者利益失衡的现象。表演者广播获酬权是指表演者享有的因广播电台使用其已固定的表演而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是对信息时代表演者与广播之间利益的重新平衡。赋予表演者以广播获酬权是著作权的立法趋势。传播技术的革命催生了建立表演者广播获酬权的必要性，表演者从其已固定表演的“二次使用”中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具有正当性。我国著作权法未来修订中应明确增加表演者广播获酬权条款，尽快推动建立表演者集体管理组织，积极参与国际权利组织构建，逐步取消对《北京条约》第11条的保留。     

日本的经济宪法——垄断禁止法

<正> 日本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也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走上了经济民主主义的道路,并以此为基本国策,逐步健全了经济法制。一九四七年颁布的《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     

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法律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随着法权观念的变迁而逐步确立的民法基本原则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社会本位观亦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现象已客观存在且危害性极大,国际法学界及国际社会应予以重视,竭力应对与防治。     

构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通讯表决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已演变成“大股东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通过电子网络以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的趋势。构建股东大会网络通讯表决制度,能有效避免现行制度的局限性,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利益。股东大会网络通讯表决是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补充手段,其制度设计的目标、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及信息披露均有其特殊性。基于控股股东的义务,应当禁止控股股东通过网络通讯方式行使表决权。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限制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从禁止到现在的加速发展,历经一系列土地立法、政策的改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限制是法政策基于对我国广大农民利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量.但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发展,法政策的一些考量已经丧失现实基础,弱化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价值,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     

欧盟公共企业领域的反垄断法律制度

公共企业领域行政垄断与行政扶持行为均包括财政补贴、特许经营等措施,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相似性。欧盟反垄断法律制度对这两类行为给予了区别规制。一方面,基于附属理论严格禁止作为企业垄断行为诱因或强化因素的行政垄断行为;另一方面,政府为保障公共经济利益服务而实施的对公共企业的行政扶持行为,得到了反垄断豁免。在当前我国国企类型化改革背景下,明晰公共经济利益服务构成要件,借鉴欧盟反垄断法制模式,可有效厘清与区别规制国有公共企业领域的行政垄断与行政扶持行为。     

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

禁止权利滥用是在法权观念的变迁过程中 ,由观念发展到判例 ,再发展到成文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的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负载了“社会本位”权利观的价值 ,在民法上成为一般条款 ,是指导、评价民事主体正当行使权利、立法以及法律解释和补充的准则 ,也是赋予司法裁量权的依据。基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权利社会性的要求 ,因此 ,权利滥用者对其行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试论我国禁止仿冒原则

禁止仿冒原则源于英美普通法上的欺诈侵权之诉,在英美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保护商业标识中的财产利益和消费者不受混淆的公共利益是禁止仿冒原则的正当性基础。禁止仿冒原则的保护范围在司法上不断扩大,已涵盖商业外观保护,但应止于人格特征的盗用。禁止仿冒原则不要求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财产利益的商业标识和混淆可能性是仿冒行为成立两大要件。     

国家最早颁布的保护鸟类法令

据《汉书》记载：西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在首都长安城,汉宣帝中央政府下诏令：“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三辅：指京兆府、左冯翊、右扶风.即今天的西安地区、关中东部的渭南地区和关中西部的宝鸡、咸阳地区;擿,指用竹竿等工具挑破、挑出,即剔除的意思;巢指鸟巢;卵指鸟蛋.这个法令明确禁止在春季、夏季用长竿挑破鸟巢,掏取鸟蛋;禁止用弹弓等射杀飞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中央政府发布的保护鸟类的法令,也是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法令.     

区域协同立法博弈分析

区域协同立法是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立法体制创新。这一创新过程的实质是代表各利益主体的立法机关之间的复杂博弈,既有基于观念分歧的立法理念的“博弈”,也有基于利益冲突的策略型重复博弈。针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应建立学习与交流机制以提升各方对区域协同立法的认知水平,并充分照顾到各方正当利益,以提高各方的协作意愿;应以促进区域市场有效运作为导向规范各行政区的立法行为,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逐步提升协同立法的水平。     

论禁止不利变更

禁止不利变更是指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为其利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法院变更原行政行为时 ,判决不得较原行政行为对其客观上更加不利 ;禁止不利变更应适用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 ,这需要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55条第 1款 ;禁止不利变更的合理性基础不是“权利保护说” ,而是实现程序正义所要求的诉辩平衡理论。     

论专利禁止反悔原则的独立性

专利禁止反悔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专利侵权判定原则，长期以来被视为限制等同原则适用的工具。这种理解从禁止反悔原则发展的历史及其法律逻辑上并不能找到合理解释，相反，禁止反悔原则的发展过程、法理基础、所起作用及司法实践却表明其并非仅仅充当等同原则的限制工具，而是与等同原则并列，有其独立性。这两种原则的互动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利益平衡。     

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

司法审判特别是疑难案件审判往往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其中制度利益的衡量极为关键。制度利益的根本属性是其社会性。这是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是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紧密结合中、频繁而深刻地互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从制度利益的社会性出发，制度利益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广泛性等特性。     

宋代的版权问题——兼评郑成思与安守廉之争

雕版印刷技术促使宋代出版业迅速发展。为禁止当 时的盗版现象,宋代一些营利出版商试图寻求官府的保 护。出版商的努力反映了基于私人知识财产的版权观念     

试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是公司、企业有关人员违反竟业禁止义务而实施的非法竟业行为。我国刑法将其主体的存在空间限定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这种限定突出了保护国有公司、企业利益的目的,但与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相衔接,不利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非国有经济的刑法保护,有必要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