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合约对合同法制度的挑战及对策

智能合约是一种借助计算机语言而非传统法律语言表述各项条款的信任机制。区别于传统合同,智能合约所具有的自动可执行性、去中心性、匿名性提高了合同的执行效率,同时也在合同效力判定、合同执行程序以及合同监管方面对现行合同法制度提出了挑战,使得现行合同法对其出现了规制失灵。技术的发展不能脱离法律的监控与协调。在应用和发展智能合约技术的过程中,要坚持以法律为底线和原则,在不对法律作出大幅度调整的基础上,增强现有合同法制度对智能合约的适应性,优化智能合约技术的法律适应性,完善监管体制,促进法律和科技的共同发展。     

营商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保护与规制的博弈

营商环境下,支持民营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确保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助于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在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之时,应当注意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其规范化经营的引导与监管。兼顾民营企业的保护与规制,就是要防止法律规制民营企业的前置化,坚持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审慎适用刑法手段,注重刑法最后手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同时改变法律关于民营企业监管的滞后性局面,推行企业失信惩戒机制,创新消费者维权机制,建立积极作为的市场监管机制。     

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状、缺陷和完善

《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后,食品安全犯罪形势依旧严峻。原因在于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存在立法理念不能与时俱进,体系不完善且归属不合理,与其他法律法规缺乏有效衔接,规制范畴过于狭窄,刑罚设置不科学等缺陷。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引入并确立法律拟制原则,树立现代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理念,使刑法提早介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监管,防范危险犯转化为现实犯;其次要完善现有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再次要增加新罪名,扩大打击范围并完善刑罚设置;最后要在食品安全领域确立绝对责任,允许法律对没有犯罪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网络借贷行为规制的刑法思路

网络借贷作为传统民间借贷的互联网延伸,有其合理性与进步性,但因为兴起时间短、行政监管规范缺位等,刑事法律风险尤为突出,包括"原发性风险"与"继发性风险"。从刑法规制逻辑来看,一方面,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使得刑法应当介入;另一方面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法的目的属性要求,刑法的介入应当审慎。而在刑法规制措施具体设计上,刑法制度也应做适当完善,包括谦抑地修正相关构罪要件,制定细致全面的刑罚措施,以确保网络借贷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体而言,包括破除僵化的单一入罪标准、合理修正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明确特殊情况下的出罪和免刑事由,以及突出财产刑、资格刑以及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价值等。     

我国网约车监管困境、成因及对策

网约车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应以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和维持公平、健康的市场秩序,保障民众出行安全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或企图通过行业自治来实现。但简单套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框架,试图以行政许可的方式实现也不可取。对网约车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在纳入行政许可框架的同时,要根据网约车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创新,坚持比例原则,将行业自治与政府的有限介入相结合,发展适合我国的网约车治理路径。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合同的监管及其完善

外包合同监管是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外包的重要环节,应正确认识外包合同监管的不可或缺性,跳出外包合同监管的形式主义怪圈,充分考虑外包合同监管的特性、权利性监督的重要作用和我国行政监督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完善与外包合同监管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和工作机制,保障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监管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外包合同的监管也应在合理的限度内进行。     

论政府购买服务独立规制的方式

政府购买服务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我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购买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对政府购买服务实行有效规制,是必要且可行的。政府购买服务的规制手段关涉政策法律制定与规划计划拟订、宏观调控与市场准入、合同缔结及经营监管、绩效评价及风险评估等,其实施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具有权威性。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公法属性之证立

关于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属性,学界主要有公法行为说、私法行为说和混合行为说。虽然透过商事登记制度可以看到私主体的自治因素,但该自治因素并不在商事登记制度的范围之内。商事登记制度应是国家对市场和私主体自治行为的一种管理和规制,是一种公法性质的行为。     

论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

国有资产监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是对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现实回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国有资产的刑法保护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刑法框架内国有资产的界定须以法律为依据,国有资产产生的非法利益、单位＂小金库＂、国家参股企业的资产与收益皆应归属于国有资产范畴;国有资产犯罪形式多样化,主要包括营利型犯罪、占有型犯罪和渎职型犯罪等,国有资产犯罪与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具有量的区别。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要适时调整刑法规制范围,增加财产刑,明确司法解释对国有资产的范围界定,不断强化国有资产的规制力度与实时政策协同。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中激励性行政合同的运用

在自然垄断行业激励性规制方式中,有创新意义的就在于逐步引入了行政合同规制方式,针对行政合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应认真分析激励性行政合同的影响因素,并揭示行政合同的属性,总结规制机构在行政合同履行中的特权与限制,从而实现行政合同的法制化,以促进自然垄断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我国增设普通背信罪探讨

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侵犯社会信用制度的犯罪不断出现,其表现形式呈现出新型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我国现行刑法应增设普通背信罪,运用法律对背信行为进行规制和防范,以保障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交易合同法律性质探讨

低碳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具有民事合同的一般属性,但又带有保护环境的公法性质,应将其定性为一种环境民事合同。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不能完全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应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出台碳排放权交易法,以弥补立法空白,从而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对劳动法律制度“公法私法化”趋势的重新解读

＂公法私法化＂是社会法法律部门发展趋势的一个方向,而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一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呈现出＂公法私法化＂的特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以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为出发点说明当前的＂公法私法化＂趋势在中国的发展,纠正对劳动法律制度的单纯认知,重新解读当前劳动法律制度＂公法私法化＂趋势,以完善公权力对劳动者的私权利保障提供建议。     

从弑童案看刑法的社会机能

刑法机能包括本体意义上的规制机能和价值意义上的社会机能。刑法的社会机能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与规制机能有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近来频繁发生的校园惨案凸显了当前我国刑法社会机能不彰的现实。弑童案发生的根源在于我国社会非均衡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失范风险。对这种风险的防范,不能过分依赖刑法的规制机能。当前,鉴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法律实践中人权保障不够充分的现实,刑法社会机能的定位应当是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并重。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双重法律规制理路

ChatGPT等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和风险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攀升均加剧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态势下,在激励创新中统筹规范发展应成为我国现阶段的规制目标,对其规制应注意包容性与灵活性的制度安排。特别在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规制挑战、监管挑战和问责挑战冲击,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应避免过度倚赖传统以政府为中心的规制方式,而应采取“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过程合规激励和结果威慑效应齐彰,且深度融合法律逻辑、技术逻辑与产业逻辑的双重法律规制理路。该规制理路以敏捷治理理论及元规制理论为理据,以聚焦于市场主体本质与能动性的过程性规制为主导,结果性规制为补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模型、数据和生成内容等从技术过程到行为结果形成各有侧重且协调配合的系统规制进路。同时还需相应的配套法律制度保障,尤其是有必要从风险化解和权益保障入手进行责任松绑和规制补强,引入安全港规则及发展保障基金制度,实现立法上的先进性和运用上的有效性。     

风险规制背景下的警察任务——以我国环保警察制度的完善为例

刑法是警察执法办案的主要规范根据,风险规制给刑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刑法的预防导向显现。在此背景下,环保警察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应该回应法律变迁对警察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关注环境风险防范的目标和动向。风险规制语境下的警察任务应由传统的危害防止扩展至危险预防,明确环保警察制度职能定位,强化警务合作。     

政府购买律师主持行政听证法律服务合同出租运作流程及其规制探索与研究

政府主导和主持行政处罚听证、行政许可听证、价格决策听证及行政立法听证,是政府应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公共产品,政府通过购买法律服务,由律师主持行政听证,是公共权力让渡的合同出租,是个全新的课题,此类合同出租如何运作,其流程是什么,应怎样予以规制,都需要探索和研究.     

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问题

刑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犯罪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使用暴力或者变相暴力,摧残他人身心健康,严重扰乱家庭秩序,带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除了法律类型之外,在学理上,家庭暴力犯罪还可划分为硬性暴力犯罪、软性暴力犯罪和精神暴力犯罪等类型。基于家庭的特殊性和个案的特殊性可以对其施予刑罚个别化处置,但总体而言,对家庭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不能与其他暴力犯罪的刑法规制偏离甚远,以免人为割裂其适用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性。由此,还需要进一步梳理关涉家庭暴力犯罪之刑事立法,尽量排除法律体系之间衔接不畅、刑法立法不周延、罪名设置不科学、罪域安排不合理、刑罚度量不均衡等立法技术缺陷问题。     

2020年我国刑法适用要报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刑法对疫情防控作出及时反应,系列刑事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犯罪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高空抛物、疫情防控、冒名顶替上大学等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等作出了积极回应。要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正当防卫的再检视,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冒名顶替入学问题的刑法规制,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规制,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