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世界到相互嵌入：中国情境下的“社区与社会”

“社区与社会”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其中包含着类型学和进化论两种分析视角，最终也形成了关于社区命运的争议。但是，这个经典议题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分析是基于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同时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区与社会”关系的呈现方式和意涵必然有不同表现与可能。在总体性社会解体以后，关于中国情境下的“社区与社会”议题需要强调两个重要问题：思考共同体如何从总体性社会释放的空间中不断被生产出来；从实践社会学立场出发，观察行动者如何处理与权力和市场的复杂关系，如何从这种相互交织而非对立世界中选择性建构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社区治安研究的空间转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治安的研究开始由技术治理向社区治理转变,研究者从关注社区治安事实到关注社区治安根本,这一转变的过程中社区本身的空间性特征被逐渐重视起来,社区治安的空间化特征日益显现.自“破窗”理论问世以来,空间主义逐渐成为社区治安的主流阐释,基于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具体语境,解读社区治安不同空间类型中治安主体的多元化和动态化；空间主义主张将社区治安的权利回归社区,旨在发掘社区空间中社区的力量.这无疑为我们探索当下中国的社区治安的路径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后“村改居”时期的社区组织治理能力研究

"村改居"是我国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一种管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组织难以适应转型对其治理能力的要求,导致社区治理面临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薄弱、社区自治功能弱化、社区服务职能模糊化、社区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较低和管理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村改居"社区组织的治理能力,主要是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居委会的社区自治能力、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能力、其他社区组织的社区服务能力等。     

论“村改居”中的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撤村建居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也经历着历史变迁。原有的村委会既要向城市居委会转变,又要消除原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的不利因素,新的社区建设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从社区的长远发展来看,自治导向型的社区建设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对＂村改居＂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困难的分析和社区自治体制与社区行政化的对比分析,突出社区行政化发展困境及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寻求中国社区良性发展的途径,通过实现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飞跃发展。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公共权力转型的视角

在我国特定的权力转型期,社区治理中传统的政府公共权力还在主导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公民参与的意识还很淡薄,公民参与权利也得不到保障,传统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造成当前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缓慢,公民参与动力和能力不足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以社区公共权力“契约化”转型为分析视角,对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尝试构建公民和谐有序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     

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转型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今,"村改居"成为许多城市边缘区向城市转变的重要方式。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透过济南市的两个社区案例,描述了"村改居"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的变迁特征,揭示出转型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政府责任归位、加快集体资产股份制改制及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建议。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在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积极引导其融入城市已迫在眉睫.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行动中,社区是其城市融入的“共存空间”,以社区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     

论城市社区组织体系的变革——以杭州为例

我国社区组织的现行改革还带有计划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浓厚行政化倾向，这不仅导致社区组织难以摆脱“政府之腿”的尴尬处境，还因突出的“条块”矛盾而带来管理体制不畅、自治程度低下、社区公共服务功能薄弱等诸多问题与弊端，无法脱胎换骨为现代意义的社区组织。惟有以社区居民为本，以满足居民日益增强的社会参与、社会交往、社会联系和社区文化生活需求作为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地支撑、推进社区组织的现代化变革与转型。     

关于加强云南省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建议

城市社区文化是城市居民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城市社区文化具有整合社区资源、引导价值观念、继承文化成果、规范行为方式、教育娱乐群众、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等重要功能和作用。应进一步加强云南省城市社区文化的建设。     

"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以广州市白云区柯子岭村为个案

本文把由"城中村"转制而形成的社区定义为"城中村"社区.在"城中村"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居委会、以及经济联社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柯子岭村为个案,描述三元治理主体在社区中的现状,阐释其历史渊源,为处于转制过渡时期的"城中村"社区提供政策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初探

我国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城乡二元体制分割、贫富差距扩大和就业日趋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原因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心理、生理等个体原因两大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预防、治安预防、社会保障制度的宏观预防和由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区预防构成的微观预防相结合的综合犯罪预防体系。     

论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村庄的精神文化建设

农村村庄精神文化建设状况决定着农民思想观念意识的现代化程度,影响着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进行现代村庄建设,应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农村村庄精神文化作用,扬弃和改造乡土文化,加强农村思想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社区教育,构建现代村庄精神文化。     

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以重庆为样本的实证分析

二元结构决定了城中村的经济社会特征，也为城中村犯罪提供了社会基础。中西部城中村犯罪的特点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原住居民犯罪突出的反映了这种差异。以重庆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中西部城中村原住居民犯罪形成机制模型为：文化冲突是根本形成机制，失范紧张是内在形成机制，差异交往是直接形成机制。     

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区自治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显,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必须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而要加强社区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社区自治。社区自治是治理理念在社区领域的实践,达到治理的境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二者在范围上相互衔接,在目标上指向一致。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Experiencing and Reflecting Participatory Research: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 Mainland China

Recently, as Chinese social work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into a critical period for meeting the demand for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it comes to be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how social work practice is combined with research. One of the answers is to use the method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t may guide social workers' pract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duct social work research. The article takes a close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e traditional three social work intervening methods, such as casework, group work, and community work, have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n integrative programs which may correspond to the demand for the weight of multiple management and instability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城市消费舒适物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基于人才集聚的中介作用

消费舒适物不只是城市经济活动的附属物，更是吸引人力资本集聚、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中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消费舒适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城市消费舒适物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从中介效应看，人才集聚是考察城市消费舒适物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重要渠道。从空间效应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也即是周边地区消费舒适度提高，也有利于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注重城市消费舒适物建设，发挥其区域联动性，使之成为创新高地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     

刍议社区文化与社区警务之关系

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在一定具体的社区内进行,社会生活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也往往可以在社区里反映出来。社区文化正是社区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警务是指警察与社区公众有机结合,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的治安问题。它不仅是一种警务方式,更是一种警务理念与思想。西方社区警务这一警务方式自8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中国警方的全面重视。本方拟从社区文化与社区警务的关系出发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