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会/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社会本位法律观之批判

在法律的本位上历来有国家本位、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之争，而自19世纪以来，社会本位法律观就成为主导性的法学思潮。社会本位法律观的主要缺陷是：在人的模式上，社会人的预设隐含着对个人及其权利、自由的漠视；在方法论上，将整体作为推演理论的前提，本质上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实践上，法律扩张业已导致个人生活的“殖民化”。因此，社会本位不宜作为现代法律的基准，法律应当推崇与强调以人为本的个人本位。     

法学不接受“权力本位”——答白云君的商榷

读白云君的《也论法的重心——与张恒山君商榷》(载《政治与法律》89年第2期以下简称《也论》)一文,感到惊谔:白君“举双手拥护”的“权利本位”说与我们所知的其他大多数法学同仁所赞同的“权利本位主义”法律观竟大异其趣。在白文与之商榷的口法的重心何在?”(以下简称《重心》)一文中所评述的“权利本位”的法律观是和“个人本位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种法律观是对客观法本体的一种较为浅层的认识。而白文所拥护的“权利本位主义”的实际内容是“国家权力本位主义”,并且这种“权利本位主义”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存在一定偏差，这一判断在实证与比较法的分析进路中可以得到确证。由于当下中国刑事诉讼既有传统因素，又受到现实情况、国际因素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它的现实模型具有多样性、变动性与矛盾性特点，但在整体上是过渡式、转型式的，同时也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的诉讼形态。未来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要考虑实际存在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遵循本土主义、现实主义、演进与建构主义、创造主义等原则，力争形成一种“本土主义的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     

社会经济变迁与经济法观念更新

中国经济法学说及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是与中国的改革同步的。中国的改革始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却速速超越了经济领域，而波及全社会，成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性的根本变革。经过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变迁必然深刻地影响和推动着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具体表现在：由单一发展、重点发展、区别发展的“不均衡”发展观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由单纯或过多地强调政府干预或国家调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国家观向强调政府的超越性和可问责性转变；由“国家本位”的法益观向“社会本位”的法益观的转变。     

论社会心态的转向与个人价值理念

社会心态的状态折射出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衡平性,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价值理念是个人存在于社会中的思想痕迹,与整个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密切相关。当整个社会出现了某种正常或是变态的转向,个人的价值理念问题就值得社会给与更多的关注。本文认为,个人与社会是处于一种互动的存在和发展的关系中,个人价值理念的歪曲和变形是导致社会心态出现瑕疵和漏洞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权主义刑法观的本体化探讨

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导致了我国刑法观念的更新,由过去的国家本位的国权主义刑法观逐渐向以权利为本位的民权主义刑法观的转变。民权主义刑法观是以人权保障观、刑法谦抑观理念为支撑。本文通过对民权主义刑法观上述理论内涵及合理性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在我国确立民权主义刑法观的基本要求。     

刑事诉讼本质论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还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反映了国家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下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本质观。前者意在推行国家外造秩序,因此必然由国家官员主导,采职权调查模式。后者力图恢复社会内生秩序,因此必然由冲突双方主导,采当事人对抗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实现国家刑罚权,因此其价值也就在于发现真相。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妥善地解决社会冲突,因此其价值在于利益平衡。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呈现出了从国家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过渡的转型期特征。     

彭州乌木事件的法解释学思考

彭州乌木事件引起了法学界的激烈讨论,针对乌木的法律属性和归属,形成了埋藏物、天然孳息、无主物等几种主要观点。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由于不具备埋藏物和天然孳息的核心要素,乌木不可能归属这两个范畴之内。我国法律并未确立无主物的先占规则,从解释论的角度观察,不论采取国家本位主义还是个人本位主义立场都存在难以破解的困境,因此只能转向立法论角度进行制度设计。从立法论角度观察,国家本位主义立场需要的制度环境建设远远难于个人本位主义,同时个人本位主义对当前中国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应是较优选择。除对实体性法律问题本身的思考外,这一事件中反映出的法学研究问题也值得反思和认真对待。     

从“自由意志”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变迁的法哲学解读

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是传统民法哲学的基础。“自由意志”以“自主决定”与“自己责任”为原则 ,并衍生出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以及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内容浩瀚的民法体系。但是 ,“自由意志”论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遭遇到了困境 ,民法制度随时代而变迁。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是解说这种变迁的有力理论。依据庞德的理论 ,民法从专注于个人自然权利转向兼顾社会利益 ,民法价值出现了从个人自由到保护信赖的变化 ,民法的终极目的也出现了从人格的健全与发展转向社会秩序的和谐 ,并实现在人们需求冲突时的调整的变化。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因之形成以“自由意志”为内容的“常规法”和以“信赖保护”为内容的“矫正法”的二元结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精神评析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中国自进入文明时代开始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综合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致上由传统法的观点。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实践、法律物质实施、立法、司法技术与艺术构成，其中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是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法律规范与实践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我们要探讨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必然要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为媒介，深入探究其内在蕴含着的法的观念与法律意识。一、国家本位主义，阻却了社会主体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国家专制的“依治”与国家大义的“德治”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国家本位主义，产生于“…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罪犯矫正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加速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一方面，伴随着犯罪数量的增长、犯罪危害畦的提高，监狱押犯数量迅速上升，罪犯改造难度明显加大；男一方面，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由组织化转向个别化，价值取向由重集体转向重个人，以及国家法浩的推进，公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监狱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既承担惩罚和矫正罪犯任务，以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切实维护罪犯的合法权利，以彰显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监狱开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矫正模式的转变，即由以封闭性、经验型、粗放武为特征、以政策为主要导向的传统矫正模式，向以开放性、科学型、精细式为特征，以法律为主要导向的现代模式转变。如同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监狱矫正模式的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尽管中国监狱现代矫正模式尚未形成，但它已现雏形，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监狱行刑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包括的人道、科学、规范之精神。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论基本权利作为民主权利——基于中国宪法变迁的考察

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与人民民主原则具有紧密关联,存在着以民主权利诠释基本权利的理论传统。在通过人民民主实现国家建构的宪法秩序下,基本权利并非先于国家的与之对抗的自由,而是将个人整合进国家,进而建构具有实质同一性的政治共同体的民主权利。伴随1982年宪法修改,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写入宪法,宪法中基本权利与民主的关联经历了理论观念、社会基础与规范体系三个层次的深刻变迁,其核心是人民民主由实质同一性模式变迁为相对同一性模式,这为诠释基本权利的民主权利观提供了新的基础。在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下,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与人民民主相互构成,发挥着维系政治共同体,通过政治过程形成民主意志,以及矫正代议民主不足等三项民主功能。     

浅析来访者中心疗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与冲突

来访者中心疗法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创立的一种心理咨询疗法,近年来在中国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本文回顾了来访者中心疗法的理论要点,重点讨论了该理论创始人秉承的人性观与中国传统人性观的异同,并探讨了该疗法的个人本位主义倾向与中国人人格特征的契合程度,拟从来访者中心疗法与中国文化背景的适应与冲突来探悉来访者中心疗法在中国发展面临的本土化差异,为该疗法在心理咨询的具体实践中的中国化过程与运用过程提供参考。     

一种官民二重的结构模式——社会转型时期的“第三部门”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部门”开始兴起。然而，与西方关于“第三部门”的学理要求以及自下而上的生成过程相比，由于对历史经验、化传统、政治架构的“路径依赖”，中国的“第三部门”是政府部门与民间社会两种力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的结果。这就使得社会转型期“第三部门”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呈现出一种官民二重结构模式。     

PPP模式下政府的角色定位——兼论担保行政法学模式的兴起

PP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担风险、合力达成公共任务的创新模式。在PPP模式下政府不再承担公共任务的履行责任,转而承担国家担保责任。政府承担国家担保责任,使得政府的角色从公法上的公共任务的“履行者”转变为“担保者”和“合作者”。政府角色和职能的重大转变导致传统行政法学模式转向担保行政法学模式。担保行政法学模式是以国家担保责...     

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趋势

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契约自由绝对化，故而引起了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吉尔莫主张的“契约的死亡”，而是契约理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完善与丰富。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从立法本位角度出发，通过从尊重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本位转向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本位，限制契约自由原则的适用。荚美法系国家一方面通过传统契约理论一约因，来限制契约的自由；另一方面经过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对特殊领域有专门的立法限制契约自由的发展。     

Paradox of China＇s Jurisprudence in Cour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在研究与教学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其表征是：法理学之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东方经验的悖论、法理学之“权利本位”与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目标的悖论、法理学之法律自由价值优先与中国模式之法律秩序价值优先的悖论、法理学之以“个人”为本的法律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律观的悖论。如何认识与看待这些悖论,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     

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新说

从“革命范式”转向“现代化范式”，不仅是史学话语的一次系统转换，也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系列创新。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长期以来已经被定型化的命题在“现代化范式”中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中华民族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各种势力阻碍中华民族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可以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逻辑矛盾与理论混乱，而且有助于认清中国近现史研究中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