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模式与行政法的第三形态

基于外部环境及自身理念、结构、功能的变化导致的不同外观,现代行政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的第三形态,因应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新模式的产生而产生,通过国家任务、行政主体以及行为方式的社会化得以建构,并对发展和突破现有行政法制及理论提出了要求。     

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护问题研究

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经历了自由权为中心向社会权为中心的推移.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权谱系的重要内容,因而就成为宪法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就从根本法的高度廓清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法权关系.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权的责任主体呈现出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以第三部门、单位、公民为补充的多元化的特质.我国宪法应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权,以此为基础完善社会保障基本法律制度.     

行政法上的物权初探

有相当的国有财产是为公务便利或社会公益服务而存在的 ,国家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在该财产上享有的物权不同于民法上的物权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应受一般私法规则的支配 ,而应受公法规则的支配。存在于该财产之上的物权便是行政法上的物权。法国行政法将公众用物和行政活动用物作为不同于私有财产的“公产” ,这一划分在现代国家体系及市场经济背景下有重要意义。借鉴相关理论 ,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法上的物权理论 ,将对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大有裨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转型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即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与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个人自由权相适应,行政权处于消极的状态,“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伴随着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社会权的增加并扩大,行政权也呈扩大、积极的趋势.相应地,行政法也经历了从消极走向积极活跃的过程.……     

我国住宅权行政法保护缺失分析

住宅权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自由权,尚未扩张到生存权意义上的公民“对住宅”的权利,对该权利的保护,目前还是行政法的盲区。即使是对自由权意义上的住宅权的保护,我国的行政法也存在很多缺陷: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在保护公民的住宅免受他人非法侵入上还存在住宅范围不清、“非法侵入”的标准不明等缺陷;二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土地管理法》在尊重公民住宅权上也存在不少疏忽;三是住宅权事实上是一种没有救济的权利,目前只能将住宅权降格为财产权并依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获得很少的救济。     

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存在明确而具体的区别,但它不同于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区别。主流人权理论所谓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义务区别”、“冲突区别”和“效力区别”都是虚构的、错误的。每一项权利都与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相联系;相应地,与社会权一样,自由权之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权对国家不仅产生政治和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与自由权同样的法律约束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产生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     

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

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理论是在批判吸收“管理论”之合理因子与“控权论”之合理内核基础上，对“平衡论”的一种完善，同时亦赋予“平衡论”以新质。控权——平衡论揭示了现代行政法之历史使命，并为其实现提供了较为科学的...     

行政文明——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再认识

<正> 我国行政法学界提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命题至今已足足二十年。其间,在最近十年中还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有学者预言:这场讨论将继续受到更广泛的重视。一、“行政法理论基础”争论历史的反思综观这一、二十年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至少有以下缺陷和问题:第一,不分法律的“第一现象”、“第二现象”、“第三现象”,不注意从行政法的本源上去探寻行政法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也不重视从法的“第一现象”与“第二、第三现象”之间的关系中去认识行政法的本质和要     

当代中国财税汲取的法治逻辑

租税国家财税汲取有限的理论基础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论”、国家理性的有限性.当前,我国已经迈入租税国家行列.为了涵养税源,国家应依法保障非公有制主体的经济自由权,破除国家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垄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依法规范和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自主权,打破公用企业的垄断地位,切实保障公民自雇形态的经济自由权,依法保障小微企业的融资权利.国家财税汲取应遵循法治逻辑,应当在宪法上界定“税”的概念;在宪法上规定“税”与“非税”征收的程序与实体原则;通过立法把征税权、非税征收权、举债权、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及利润上缴等全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浅谈网上通缉记者与新闻自由权

新闻自由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社会事件的不断出现,对新闻自由权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拟就新闻自由权的渊源,发展历史,新闻自由权与言论自由权的关系,新闻自由权的立法现状与完善展开讨论,以期给我国新闻自由权保障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论我国转型期的劳动权性质

劳动权的性质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之分,本文论述了西方国家劳动权的发展历程,并阐释了我国建国后的劳动权性质发展变化,特别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劳动权的性质演变,即自由权侧面迅速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自由权侧面和社会权侧面并重的局面。     

“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

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形态,“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为了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相——从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到全球行政与国家行政并重的行政、从集权主义的“命令-控制式”行政到合作主义的“伙伴-平等式”行政以及从消极执行法律的行政到积极管理社会的行政——而兴起的.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相比,虽然“第三代”行政程序并非要完全取代它们,但在程序本质、关注焦点、行政模式、规制方法、信息收集和处理、私人行动者角色等典型特征上,它都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因而超越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在行政的真实世界里,欧盟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美国的协商制定规则程序等都可以作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制度原型.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以及单行行政程序法或其他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也需要有效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更多地注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元素.     

社会权的历史演变

社会权是与自由权同等重要的人权形式。作为应有人权和法定人权,社会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前近代出现了社会权观念的萌芽;近代出现了社会权的理论和立法实践,社会权得以初步形成;现代出现了从国内到国际的社会权广泛立法活动,社会权获得全面发展。     

现代行政法本质上是平衡法

<正> 行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作为行政法主体一方的行政机关拥有国家权力,是管理者;其相对一方则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拥有国家权力,是被管理者。这就决定了行政法的本质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对行政法主体双方地位的不同规定而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而不象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民商法的本质表现得那样稳定。在一个强调行政机关主导地位和公民服从地位的时代和国度,行政法的本质只能表现为“管理法”,其特征是以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为中心,缺乏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监督法,不存在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而在一个强调公民权利、害怕行政专横的时代和国度,行政法的本质则可能表现为“控权法”,其特征是行政法的宗旨主要为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管理法和控权法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作用,但都明显有其偏颇之处。     

控权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

将“管理论”、“平衡论”等作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存在着片面性。行政法的主要职能是控权，而不是保权；行政法应以控权为主，而不仅仅是平衡的问题；行政法应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和监督，而不仅仅是个管理工具。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更应该强调行政法的控权职能     

行政法发展的五大趋执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一这历史进程，我国行政法也从无到有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8年以重建行政权立法为重点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1996年以加强行政监督立法为重点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96年至今以加强程序立法为重点阶段。     

论担保行政与担保行政法*--以担保国家理论为视角

行政改革浪潮背后代表着国家理论的巨大变迁，也即现代国家已经从“给付国家”转变为“担保国家”。担保国家理论使得国家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担保者，国家责任从执行责任转变为担保责任。国家理论的这种转变引起了传统行政与行政法的重大变革，产生了新的行政类型和新的行政法，即担保行政和担保行政法。随着我国公私合作领域的大力扩展以及行政任务私有化的快速推进，担保行政和担保行政法必将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及重中之重。     

欧盟宪法公民社会权司法救济及借鉴

《欧盟宪法条约》第二部分的《欧盟的基本权利宪章》,以人为本而非以权利为中心,将自由权与社会权统一于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诸项价值之下,赋予包括社会权在内的所有权利以司法救济的完全权利品格,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权利进步,不仅为我国公民社会权救济提供了可参照的蓝本,也为行政诉讼扩大受案范围提供了良机。     

通过司法实现宪法社会权——对各国宪法判例的透视

社会权是与自由权同等重要的宪法权利,认为社会权不能通过司法实现的理论争辩早已被社会权的司法实践抛至脑后。透视世界各国宪法判例,可以清晰观察到社会权救济以三种方式走向司法化,即视社会权为公法权利的直接司法救济、通过适用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规范的间接司法救济和视社会权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的间接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