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美合同法中约因的适用规则及启示

约因作为允诺可强制执行的标尺,是英美合同法中合同生效的一个核心要素.约因在检验一项允诺的可强制执行性问题上,主要是通过约因的多种适用规则来实现的.综合约因的本质,约因的适用规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规则:约因须充分但无须等价规则、约因相对性规则、过去的约因非约因规则、履行既存义务约因无效规则.     

论公司分配底线规制的完善

公司分配是公司将资产无对价分配给股东，会降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与偿债能力，极易引发公司内外各方主体利益冲突，故而公司法设立了公司财产流出约束机制。我国公司法虽然奉行资本维持原则，却未能为公司分配行为提供清晰且统一的底线规制，只是分别设立了禁止抽逃出资规则、股份回购规则、减资规则等债权人保护规则，上述规则均是停留在列举公司违法分配的实践样态或程序规制层面，未能从公司分配为的经济实质出发，无法有效指引司法裁判与商事交易。参考域外法之经验，在设立广义公司分配概念基础上，改革资本维持原则所涉具体公司法规则，将资本与资产相匹配，明确公司分配数额不得超过“盈余公积金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并适当融入偿债能力标准，将资产与债务相匹配，在规制不完善的股份回购制度与减资制度上采用资产负债表测试、衡平测试以及资本充足测试，由此为公司分配提供明确的底线规制指引。     

债权人保护的公司法逻辑——以行为法的功能缺失与组织法的功能填补为视角

公司债权人面临不同于其他类型债权人的特殊风险,主要包括内部人利用有限责任制度逃避债务的风险,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信号成本及内部人不法侵害的风险,公司行为负外部性扩散的风险。以合同法与侵权法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法规则主要聚焦于债权人利益受损后的补救,难以实现对公司债权人特殊风险的有效预防;行为法还受制于公司独立人格、相对性原则的法理闭环,难以实现风险发生之后面向内部人的责任分配。公司法需要从组织法层面为债权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风险预防与责任分配手段。此外,具备议价能力的债权人如欲获得更具针对性、更高层级的保护,须与公司进行合同约定,此时其约定权利的效力与边界,仍仰赖公司法厘定。据此,可归纳公司法保护债权人的三个基本功能即组织法的风险预防、组织法的责任分配、组织法与行为法的交互。行为法与组织法保护债权人的功能顺序是：行为法自治→组织法风险预防→行为法责任分配→组织法责任分配,由此构成和谐融贯的公司债权人保护体系。此体系不仅可为公司债权人保护这一难题提供一套完整自洽的立法论解决视角,而且可以裨益司法实践关于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阐释与适用。     

论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公司自治原则要求法律对公司内部事务不予干涉。交由股东自行决定,自我监督,自我管理,他人一般无权干涉。股利分配决定权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自治权,股利分配自然遵循公司自治原则的要求:首先,公司股利的分配规则包括公积金提取比例、股利分配的依据、方式、时间与形式等。都可以由股东在法定的范围内自主约定     

公司章程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可以借鉴M·V·爱森伯格提出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信义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类规则进行分析:首先从结构性规则中的表决权和参与权入手,分析公司章程能否有所为;对信义性规则研究,一定要从公司实践出发来分析对股东施加的义务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而判断章程能否有所为;最后从不同立法例分析分配性规则:得出股东对利益分配的自主性可能确实会诱发一定的道德风险,章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应有所作为的结论。     

论经营判断规则在我国的引入及相关问题——以德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为参考

完善企业管理者问责机制,关键在于为判断决策行为是否符合勤勉要求确立可操作的细则。经营判断规则最大的意义正在于,其从尊重公司管理者的经营决策出发,提出了认定勤勉义务的标准。然而,经营判断规则能否实现这一功能,而不会沦为对企业管理者不当的责任优待,取决于该规则要件的具体设计。本文将我国有关勤勉义务和经营判断规则的学说讨论与德国公司法中的谨慎义务和经营判断规则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着重讨论我国引入经营判断规则适宜采取的规则模式以及在我国公司中运用经营判断规则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可主张经营判断规则的人员范围和经营判断规则的规则层面及公司管理者责任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论瑕疵出资股东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限制与恢复——戴某与J建设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公司股东在约定出资期限内未缴清全部认缴出资的,属于瑕疵出资;公司按照股东实际缴纳出资比例对股东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进行限制的规则,具有合理性;在公司解散清算的特殊阶段,被限制的瑕疵出资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不予恢复更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平正义的民商法理念。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的探索——“自由”裁量之另一视角

鉴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外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已趋向成熟,故对其内部控制的探讨日趋必要。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基本目标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分配。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须创制一套以促进公益与诚信服务规则为核心的执法自由裁量权内部适用规则体系,以期为自由裁量权合理、高效地输出进行系统规范。     

股东协议治理:缘起、困境与规范进路

股东以协议影响甚至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并不乏见,如以股东协议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实现股权利益的分离、调整风险分配格局、限制股权或股份转让。公司机构设置缺乏一定的选入规则、股权中的人身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具有可分性等,是促使该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不过考虑到公司组织规则的限制与协议本身的局限性,涉及公司治理的部分股东协议可能会...     

超越“名义主义”的先公司合同统一责任规则

先公司合同责任规则的本质为风险分配机制,即在合同不完备情况下,如何达致鼓励发起人创业激情、提升新设公司履约效率与保障缔约相对人利益之间的最佳结合。英美法和德国法基于各自法制传统,演绎出不同的责任规则体系。我国试图兼采众长,形成以发起人缔约名义为标准的区分责任规则,虽力求简明却忽视了逻辑贯通,导致相同合同本质不同处理结果。最为契合先公司合同目的的风险分配方案似为超越名义主义藩篱,构建适用于各类先公司合同的统一责任规则体系。     

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不仅要为股东营利,而且要对社会承担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正确处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营利性之间的关系是界定公司社会责任含义的关键。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我国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司社会责任立法进行完善。     

法律视域外的公司犯罪治理路径

公司犯罪的治理既要有法律的对策，还应探索法律视域外的路径。在市场导向上。可采取规制市场无序竞争、完善信息合理流动机制、营建公司信用评价体系与合理分配公司社会责任的路径；在伦理规制上，可针对公司的自身伦理、经济行为伦理与环境伦理采取相应的对策。     

论公司法的性格——强行法抑或任意法?

本文分析公司法的基本性格 ,探讨参与公司制度的各方当事人是否有选择或退出法律规范的自由。对有限公司法而言 ,原则上普通规则可以是任意性的 ,而基本规则应具有强制性 ,不得由当事人自由变更。股份公司法中的基本规则和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适用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 ,原则上它们应该是强制性的 ,有关利润分配的普通规则则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体系和结构提出了若干建议。     

公司经理权的性质

从公司经理权的涵义出发,总结出公司经理权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并从这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公司经理权的性质。认为,对内来讲,公司经理权是一种职权和权限;从外部来讲,公司经理权是商事代理权;从公司经理权是一种诉讼代理权来看,它是一种诉讼法上的法定代理权;总体上讲,公司经理权是一种带有公权特征的私权利。     

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立法若干问题思考

对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定义、设立、运作和管理体制等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立法构想 ,认为我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应按公司型而不能按契约型设立 ,采取公募方式而不能采用私募方式 ,采取以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为主的投资方式 ,并通过投资合同来管理和监督风险企业 ,为风险投资基金提供第二板市场上市等多种退出机制 ;应由证监会下设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行政管理机构 ,同时必须加强风险投资基金行业的自律性管理。     

论公司人格否认制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时有发生,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不法分子利用公司的合法形式和有限责任的特性逃避承担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从而维护了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本文探讨了公司人格否认的涵义、构成要件及对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的规制三个方面。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criminology

This article addresse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ER) and aims to present a criminological analysis of it. We studied the opinion of a number of principle actors involved in CER in Europe in order to determine how they perceive it in terms of its definition, aetiology and approaches. For each of these dimensions we relate back to a criminological framework to ascertain how it is positioned in the green criminological debate. We start out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wha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and how it relate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n we outlin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central themes for the criminological analysis of CER: definition, aetiology and approaches. We also explain the method that was us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Next, we present th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ame threefold structure. Finally we discuss these results in a last part, which is divided in two. First, we look at the challenges that the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 poses for CER in terms of definition, aetiology and approach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discussion turns the question around and wonders how CER could contribute to greening criminology.     

Voluntary Greenhouse Gas Reporting—Not an Option for Much Longer

Based on the worldwide movement toward climate change, voluntary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es is something every business—large and small—should consider doing now. Reporting makes sound business sense and will become mandatory in the US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It provide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baseline protection, input to new regulations, and preparation for emissions trading.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corporate officers have a fiduciary duty to voluntarily report. Not reporting could cost their companies money, unnecessary time catching up, reputation damage, and potential lawsuits from shareholders who believe that the corporate officers knew or should have known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and react.     

论关联企业的识别与债权人法律救济

企业的结构和形式永远是应企业生存环境的要求而变革的。由于关联关系的存在 ,关联企业之间、关联企业的股东之间、关联企业的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必须正确界定关联企业概念和法律特征 ,以完成对关联企业的识别。目前存在关联关系的滥用与关联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冲突 ,债权人的利益易于受损 ,应该借鉴国外做法 ,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国际标准的影响——SA8000与ISO26000之比较

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很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SA8000与ISO26000。尽管二者在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界定的核心主题、发挥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将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构建、企业间共同的价值理念的形成和企业诚信制度的建立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