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对宏观调控权的规制——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调控为例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宏观调控是国家调节三方式之一,宏观调控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需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控措施应当科学、合理。需要依法调控,用法律控制权力,防止滥用宏观调控权损害民众利益。宏观调控包括控制与引导、宏观与微观管理相结合,不能片面理解为"控制"、从紧,也不能把各种行政干预措施都当成宏观调控,借宏观调控之名行行政命令计划管理之实。     

宏观调控法基本范畴-宏观调控权研究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权力,要保证宏观调控权运行的合法性,就必须在横向上和纵向上进行合理的配置。     

我国转型期的宏观调控失范行为

我国转型期宏观调控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宏观调控失范行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转型期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体系中,某些法律供给缺失、控权不能、控权不足。我国应转变政策调控的习惯思维、职权主义的立法模式、粗放主义的立法策略,并完善有关保障社会主体基本经济权利的立法,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对这种特殊的宏观调控行为予以有效规制。     

关于宏观调控权的几点法律思考

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国家的权力,已经愈来愈对我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了能进一步完善宏调控法制体系,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水平,需要在法律层面上加强对宏观调控权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就对宏观调控权的几个理论题进行法律思考。     

我国宏观调控权配置论辨正——兼论宏观调控手段体系的规范化

宏观调控权作为国家和政府调节经济的权力,以宏观调控行为和活动的能力、范围、可能性及其中的利益为客体。宏观调控行为和活动的具体形式是宏观调控手段,也是宏观调控权配置的客观依据。与此相适应,应将运用财政手段、税收手段、计划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力赋予具有代议性的立法机关:将运用货币手段和外汇买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权力配置给中央政府所属或独立的中央银行或类似于中央银行的机构所享有。当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将委托给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权收回,并给地方政府配置独立的发行地方政府债的权力。     

论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

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与立法机关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是能够由设定主体直接确定相关权利与义务的权力。这种权力与行政主体的一般行政管理权存在较大差别,其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关系设定权有相应的制度构设,用法律手段对这一权力加以调整。在设定权的法律调控价值上,应选择限权式价值;在设定权的法律形式上,最好能够通过一部法典将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予以规定;在设定权的主体权限上,必须以实体权限的规定为核心,形式要件以实体要件为转移;在设定权的程序规则上,必须有程序上的保障机制。     

从宏观调控法角度规范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行为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既要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又要保护市民社会的权利自治。市场自发调节容易产生两极分化,有违社会公平正义,造成社会不安定。而房地产又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的行业,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调控成为必须,但是这种权力要求限定在法律范围内,在依法行使的过程中,对公众造成损害要给予适当补偿,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要在政府与市民社会间合理分配权力,并且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保障政府宏观调控权依法行使。     

论转型时期法律的控权使命

法律是社会利益资源的分配书.在社会利益资源总量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充分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必须控制国家公共权力部门的权力,防止因其滥用而侵犯民众的权利.法律既维权(利),又控权(力),是"双刃剑".良法和法治的核心和基础是充分体现和维护广大民众的权利,而控制国家公共机关的权力则更是其中的关键.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和治国方略转型过程的实质就在于逐步控制权力,否则改革寸步难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控权与反控权的斗争会愈加激烈.必须高度重视和强化转型时期法律的控权使命.     

论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行使的边界

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机关有无调查取证权,一直是民事诉讼法的空白地带.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案件中调查取证权是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需要,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制的缺位,此项权力在实践中作用发挥不尽人意,以至于造成了对该权力本身价值的否定.最近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一次提到人大常委会议事日程,通过这次修法将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中的调查取证权行使的具体边界予以明确时机已经成熟.     

权力与权利的结构分化

一、封闭式经济:权力对权利的吸收依据资源配置方式,可区分为两种模式的经济:开放式经济与封闭式经济。开放式经济以社会资源——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通过市场的自由组合为特征,与此相适应的是“权利本位”的法律机制。罗马式的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开放式经济的范畴。封闭式经济以社会资源通过权力的强制结合为特征,与此相配套的是“权力本位”的法律机制。古代家长制     

论行政主体合同优先权

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代表者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先权,包括合同标的确定权、相对人选择权、监督合同履行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和行政制裁权。对合同优先权必须采取法律控制,其途径主要通过程序控权：一是严格规范行政主体优先权行使的行政程序;二是健全合同相对人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     

宏观调控权与行政权的比较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经济法中的一项特有的权力,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新型的经济权力。它与行政法中的行政权力在主体方面、职能运作方面等都具有一些相似性,加上我国长期的观念约束及现实中行政权的范围非常广泛,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权实质就是行政权,或是对两者的区别和差异性很模糊。因此,分清宏观调控权与行政权的不同之处,对于明确经济法的地位,促进两项权力的有效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浅论法律程序在宏观调控实施中的作用

宏观调控存在较多的不可控因素,而法律程序则可以通过引进外部力量介入宏观调控、借助法律程序的程式性,达到控制监督政府宏观调控权力、提高社会公众对宏观调控的认同、消除宏观调控实体法滞后性带来的负面效果等诸多目标,进而推进宏观调控的合法、有效的实施。     

现代社会权力结构新探

古典的分权理论已经过时,不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权力简单地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已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社会的实际状况,应建立新的能正确反映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实际的理论模式。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主要表现在政党已经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区别于立法、司法、行政权的一种政治权力实体。从本质上说,政治权力不是国家权力而是社会权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形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经济实体,它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范围,不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附属物。现代国家的权力分为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法律权力是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的统一,代表国家意志;行政权力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权,是执行国家意志。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社会权力结构将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作为社会权力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进行社会的宏观管理     

论法律在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法理学思考

文章认为，法律对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通过法律的价值分析来确定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佳价值取向；通过法律的权利安排，将既定的价值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权利、义务，设定法律规范，规范科技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行为；通过法律的运行将法律规范同科技、经济实际发展状况协调起来，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文章认为．（１）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此作为科技、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突破口，实是大势所趋；（２）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权的保证下，法律将科技活动及成果宣布为知识产权、技术交易权、诉讼权这些基本权利，形成其权利体系的基本框架；（３）法律在社会中运行的质量和规模，直接关系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论市场规制权

现行法对于政府治理经济的职权定位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权力框架中,或者以类似"宏观调控"的表述加以笼统概括而缺乏明晰的界定、类型化的区分与配套的制度约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经济职权应重构为宏观调控权、市场规制权和公共投资管理权。其中,市场规制权以其内蕴的调整方法的直接性、调整内容的法定性和调整领域的特定性而自成一体。深入把握规制权的合法性问题并合理构建规制权的法律,不仅事关政府公共职能的适当发挥,同时更益于切实维护市场机制与私权。     

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与中国宏观调控法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使中国的宏观调控法面临新的任务.首先,宏观调控立法要有透明度;其次,政府在行使宏观调控权时要有新思路;最后,宏观调控具体法律制度需要完善.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检察监督使行政执法权得到控制是法治社会对行政执法的期待,更是民众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希冀.社会期待着对行政执法有较为完整和成熟的监督,防止行政执法权力的过度扩张,必须以法律监督来约束权力.对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相关程序、范围以及监督方式进行必要的分析,厘清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权力边界,为建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体系提供创新性的思路.     

民生权内含权能的法理分析

民生权是人们在保全自我、经营生计基础上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利。民生权可以分解为四项基本权能：自我保全、正当生存的权利,涵括生命权、生存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类型;经营生活、规划生计的权利,劳动及择业权、缔结婚姻与组建家庭权、私有财产权以及个人在生计上的自我决定权属于此一权能涵摄的范围;源于国家供给和支持的受益权利,国家和社会必须通过生态环境保护、公共资源提供以及发展机会供给等让人们从中得益;为弱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社会权利,主要有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险权、社会救助权等类型。民生权利既是不受外部干涉的消极权利,又是需要国家和社会予以帮助的积极权利;既有自然权利的底色,又有社会权利的特质;既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义务主体的应尽职责,也明确了个人在民生权实现上的自我责任。     

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

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旨在授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并不适于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行政权力过于庞大并日渐扩张的态势必然要求经济法予以有效回应,控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法的主旨。不论从法的一般属性,还是从经济法的独有特征来看,控权都能够与之兼容。我国经济法的现有制度虽有对控权功能的文本表达,但仍然不够,与法治经济实现的要求亦相去甚远。虽然行政法也以控权为己任,但其与经济法在控权对象和违法性审查标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可以形成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