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讨论了传媒作用于司法的机制问题 ;传媒与司法功能互补的价值基础、实现途径及界限问题 ;实践中的传媒监督问题。认为两者在价值层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即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都是从社会公正与人权的价值理念中获得说明的。但是 ,在共同价值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上 ,它们又各有其特点 ,为了使它们在以各自的独特方式追求其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功能最大化 ,在制度安排上 ,传媒自由与司法独立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社会 ,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质是传媒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制度模式问题。其中必须注意到 :与传媒相对应的“司法独立”和与其他主体相对应的司法独立是有所区别的。     

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讨论了传媒作用于司法的机制问题;传媒与司法功能互补的价值基础、实现途径及界限问题;实践中的传媒监督问题.认为两者在价值层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即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都是从社会公正与人权的价值理念中获得说明的.但是,在共同价值的实现方式和途径上,它们又各有其特点,为了使它们在以各自的独特方式追求其共同价值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功能最大化,在制度安排上,传媒自由与司法独立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社会,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实质是传媒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制度模式问题.其中必须注意到与传媒相对应的"司法独立"和与其他主体相对应的司法独立是有所区别的.     

论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由司法的本质所决定, 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必然产物。司法欲独立, 必先独立于立法与行政, 次须独立于社会, 特别是传媒; 上下级法院以及法官之间亦须相互独立。欲保障司法独立, 必使法官任期终身, 享优厚之待遇, 以及司法豁免权等。     

审判权有效运行的舆论保障——对传媒监督的合理质疑

审判权的有效运行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传媒报道应当受到合理限制,否则将可能造成传媒报道左右司法审判的局面,给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权威造成消极影响。法官应加强职业敏感和甄别能力,注重对复杂敏感案件的调解,同时应当对传媒报道加以规范,限制传媒对案件报道的范围、阶段和方式,并提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促成司法审判和传媒报道的良性互动。     

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契合

传媒监督司法和司法独立 ,已是现代法治的潮流。但是 ,它们之间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冲突 ,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必须实现平衡与契合。     

传媒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与对策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热点问题,关乎自由和司法独立两大价值追求,两者既有冲突性,也有一致性。本文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减少司法公正和传媒监督的冲突,实现二者契合的对策。     

“媒体审判”负面效应批判——兼论构建传媒与司法间的和谐关系

"媒体审判"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理念的冲突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在我国现实语境中,这两种价值都有保护的必要,因此,我国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对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平衡,从而建构司法和传媒间的和谐关系.     

论传媒与司法关系的重构

司法向新闻媒体公开,接受传媒的监督,是一国司法民主、公正的标志。但应当看到,传媒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起到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推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作用,也可能成为破坏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的工具。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传媒监督的积极活跃,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冲突日趋明显和频繁。如何探索二者的最佳平衡点,使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既相互促进又互不侵犯,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传媒与司法冲突的分析入手,重构两者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缓解两者的冲突和对抗。     

论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在司法独立日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下,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不仅具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影响,应当在新闻自由与司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便更好地加强新闻界与司法界的良好互动。     

论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在司法独立日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下,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不仅具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影响,应当在新闻自由与司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便更好地加强新闻界与司法界的良好互动。     

论法官的道德素质与司法公正

法官良好的道德素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主观条件之一。法官的道德素质状况既影响着实体公正 ,又影响着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良好的道德素质使司法公正成为法官坚定的职业信仰和自觉的职业追求 ,使公正司法成为法官自愿的职业惯性行为。多方加强法官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是司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我国司法回避的制度检视

回避制度是人类为追求公正而设计的司法制度。作为以追求公正为主旨的司法活动,司法回避是其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行司法回避制度有着诸多结构上的缺陷,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面临着种种困惑。因此,无论是作为逻辑上的一种结论还是司法现实的客观需要,现行司法回避制度都需要予以完善。     

从政治司法到法律司法

长期以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国家的职能被定位为实现对敌人的专政,法院的司法审判被视为是专政的有力武器,由此而深刻地铸就了法院司法的政治性品格。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诱发了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转型。在此过程中,因应市场经济建立和依法治国的需要,法院的审判面临着由政治性主导向法律性主导转变的问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确保法院自身的独立、司法程序的完善、诉讼参与人主导性地位的保障以及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等方面进行制度改革和完善,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论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司法人性化是现代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正确实施有利于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但是司法人性化的泛化必然对司法的公正性提出挑战。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对立是相对的,二者存在统一的基础。加强人性化的立法、坚守法律的底线、培养司法者的人格素质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协调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冲突的有效途径。     

司法能动的软法之治

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司法者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司法能动性,但过分司法能动又会损害司法权的地位。治理司法能动的手段可以是硬法,但更多的是软法。软法治理就是要通过普遍认同的方式来谋取司法裁量的正当性,并寻求多种治理路径,通过建立一定的软法保障机制,发挥软法的＂软约束力＂,推动司法目标的实现。     

智能司法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使用于司法涉及到突出的伦理问题,智能司法与司法伦理既有紧密关系又有紧张关系.司法公正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证据的获取,证据的获取与知识智慧有很大的关联性,人工智能使用于司法在证据获取等方面具有相对于人工的以下优势:准确性、重复性、快速性、抉择性、无私性.智能司法与司法伦理的紧张关系是指智能司法可能损害司法公正:算法...     

英国法中司法认定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分析-兼与美国证据法作比较

司法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在随后发生的诉讼中有时会成为案件的争点问题，而将司法认定作为证据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否具有可采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不仅需要考虑不同类型诉讼的审判方式、证明标准，还要考虑公正、程序滥用等公共政策。英国普通法实践最先通过Hollington案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立场，然而随着质疑的产生以及英国法对公正性日益重视，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渐渐抛弃了普通法所确立的Hollington规则，对包括先前定罪在内的司法认定作为证明其所依据的事实之证据是否可采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同为英美法系的美国，因普通法实践及政策考量等方面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与英国证据法有所不同。     

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新发展——对管辖修订的评析与研究

随着《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二次审议稿提交审议,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已接近尾声。管辖制度的修订是此次全面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修订丰富了特殊地域管辖的内容,建立了统一的协议管辖,完善了管辖权转移。从我国管辖制度立法的历史沿革看,如何防范和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怎样在程序的起点上保障司法公正,是立法机关制定管辖规则时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协议管辖的设立、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删除,都与保障司法公正有关。对新的协议管辖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也不应脱离该规则承载的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     

“人民的法院”与陪审制度——经典作家眼中的司法民主

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司法审判,而陪审制度正是作为由人民参与法庭审判,从而保证人民的观念与社会的良心在司法中得以实现的必要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陪审制度与宪政关联的论述,阐明了陪审制度的性质、地位以及在确保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权力、保障人民自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司法功能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

为达到解决纠纷、稳定社会的司法目的 ,首先要依靠司法公正。而作为实体公正的司法公正与作为程序公正的公正司法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成为导致司法不信任的口实 ,从而影响人们对司法判决的信从。克服这一局限性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我国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缺失的现状几乎到了可怕的境地。必须正确认识制度权威、法律权威与法院权威、法官权威之间的关系 ,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确保司法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