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

行政程序具有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分。正当行政程序的传统判断模式为 :绝对工具主义模式、相对工具主义模式、经济效益主义模式、程序本位主义模式和利益衡量模式。这五种模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整合模式应当成为现代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其基本内容是 :程序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辩证统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辩证统一 ;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辩证统一 ;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其中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是该模式的关键。     

论环境法的正当性的依据

判断和论证环境法的正当性有五项依据。科学依据是判断环境法正当性的＂钢规铁律＂,具有正当性的环境法律应该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信仰和伦理道德是为法律提供正当性的基本方式,衡量法律是否正当的最终标准是正义,而正义基本上是一个信仰、伦理道德问题;利益是衡量法律正当性的常衡器,将利益作为判断法律正当性的依据,是指该立法是否增加了正当的、积极的利益,是否限制了不正当的、消极的利益,对增加的和限制的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将合法律性作为论证环境资源法正当性的一个依据,主要指其符合宪法、法统和环境基本法律;衡量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有效,主要取决于该立法过程是否切实遵循了正当程序,判断立法程序正当性的实际标准,是看是否重视立法的民主程序和公众参与。     

论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

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利益是一种独特的利益。经营者的公平竞争利益具有正当性。法律应当确立经营者的公平竞争权。公平竞争权有特定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特定的内容和实现方式 ;公平竞争权补充和产生经营者的其他权利 ;侵害公平竞争权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 ;应建立完善的公平竞争权救济制度。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说"之反思:自然法与功利主义之比较

“利益平衡说”被认为是知识产权法之基本原则或基本精神,旨在平衡权利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冲突,并以此解释知识产权法的制度构成。依自然法理论,知识产权之正当性因其自然获得性,相关权利与限制是确定权利的正当边界,维护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之社会契约。功利主义理论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社会效用之必要工具,经由排他性权利及其限制来达至社会效用最大化。无论限制或保护权利均有可能产生对权利或社会效用的正面或负面作用。由此,利益平衡的二元价值目标论值得商榷。知识产权法的根本问题是以个人权利为导向还是以社会效用为终极价值之选择问题。     

交换的正义与分配的正义——纠纷解决途径的正当性基础解读

民事诉讼程序对于纷争利益的处理,主要是通过合意与决定这两种途径来进行的.合意实质上就是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与对方达成的利益交换契约,其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利益交换方面,要符合交换正义的要求;而决定则是法院根据自己对于正义的理解,对争议问题作出的安排,其正当性则体现在利益的强制配置方面,应当遵循分配正义准则.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中,两种正义经常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基础.     

从权利到利益——以正义为评价和分配原则

获得利益首先需要正义对追求和维护利益的行为予以评价,如果得到社会赞同性的评价便会上升为受国家保护的权利。但权利毕竟只是追求利益的法律活动形式,本身不等于利益,所以利益的获得还需要经过正义的分配,也就是采用一种不同于罗尔斯和诺齐克分配理论的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正义的原则。     

试论法治视野中的利益表达

利益表达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范畴,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权利中核心内容的利益,是法治的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要素。在目前中国改革与法治构建过程中,因为利益问题造成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秩序和发展及个人的权益,因而如何构建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机制就至关重要。     

程序正义概念与标准的再认识

程序正义是一种法律理念 ,即任何法律决定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 ,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特定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所作出的与程序有关的行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程序规范的严格遵守和主体评价两个方面。既不能以实体的正义作为参照去评判程序的正义 ,也不能以程序的正义作为基准去决定实体的正义 ,实质正义才是唯一的选择。     

简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

《刑法》第389条第一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对于“不正当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认为是非法利益；第二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其他不应当得到的利益；第三类认为是非法利益和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第四类认为是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违背职务上要求的利益①。从此四类观点分析，非法利益是公认的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益”，分歧在于“不应当得到的利益”、“不确定的利益”、“违背职务要求的利益”，这是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分类。笔者以为利益无论如何分类，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才能取得，并且刑法是通过评价人的行为即取得利益的方式手段来对不同种类的利益加以评价。笔者从获取利益的方式手段上将利益分为如下三类，便于从刑法的角度讨论行贿罪之“不正当利盆。     

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从某一方面反应统治阶级的正当性要求。权利就是一种正当的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我们知道,这种正当性的评价根据既可以是法律,也可以是道德、风俗习惯,所以权利就不应局限于法的领域。它应当体现在社会习惯、道德、宗教、法律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习惯权利、道德权利、宗教权利、法律权利等许多内容。     

我国宪法文本中作为人权限制理由的四个利益范畴之关系

我国宪法文本中依次出现了四个限制人权的理由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形式表达,社会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实质表达,集体利益是公共利益的除外形态。     

论立法政策取向与利益衡量

立法政策是立法者对特定行为所作的决策,表明了立法者对该行为的态度。立法政策的确立,必须对行为所涉及的各种利益进行衡量,力求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也平衡其他利益,使社会的利益总量达到最大化。本文使用利益结构分析方法对利益取舍做出衡量,为确定立法政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论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

我国宪法上的公共利益是专门针对征收 (征用 )条款而言的。但是 ,从实际的立法看 ,公共利益在普通立法上使用极为广泛 ,并不局限于征收 (征用 )领域。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最特别之处在于其不确定性 ,是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性 ,可以表现在其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由于公共利益主张者的缺位以及主张者的不保险性 ,由法律来确认或形成客观的公共利益成为法治社会的普遍做法。要正确界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 ,必须厘清公共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 ,以及与公共秩序、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概念间的关系     

社会正义抑或个人自由?——庞德利益理论根本诉求的探究

罗斯科·庞德利益理论的根本诉求经历了从强调社会利益、社会正义到强调个人利益、个人自由这一转向过程。揭示出这一为大多数论者所忽略的转向过程不仅能够澄清既有讨论中的社会利益论和中性框架论这两种解读进路在理论上的误读之处和理论缺陷,从而对庞德利益理论的发展保有一种动态而全面的理解,更有助于在此基础上洞见庞德的利益理论所具有的表面上的开放性和根本上的封闭性,以及其封闭性为利益理论带来的理论限度——这种理论限度恰恰是我们在探寻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哲学时应当给予特别注意的。     

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

本文通过对利益衡量存在的场合、概念分析、客观性问题等几个问题的分析 ,力图明确利益衡量的不可避免性。同时 ,利益衡量本身又必须以相关的规则作为制度支撑。     

论法律利益

利益是极为重要的生活资源。凭藉这种资源 ,社会主体便能获取好处 ,满足需要或愿望 ,使生活达致某种景况。法律利益是从利益体系中剥离出来的 ,以法定形式存在的利益。利益一旦被选择和确认为法律利益 ,它就成为法律权利。法与利益的联系具有必然性 ,法的产生、内容、本质和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是立基于对利益资源的配置和固化的结果。法律对利益的调节和处理需要有科学的标准和原则。现代法律所调处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是复杂的 ,而中国国情则使这种调处更显复杂性     

社会利益格局调整中的工会利益表达

当前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化解严重的利益协调危机。强化中国工会利益表达功能,使其能够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表达和实现的组织,不仅是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但由于工会的定位导致其利益表达角色冲突、工会组织的行政化导致其利益表达缺乏独立性、工会利益表达手段和方式的简单化导致其利益表达效能不足,应从结构体制和功能机制的更新入手推进中国工会改革。     

经济可保利益研究

在一些国家,其保险法律中的可保利益已经或将要从法律上可保利益转向经济可保利益。可保利益新概念带来了某些新问题,尤其是经济可保利益范围的认定问题。经济可保利益外延的判定应当综合运用保险补偿规则和披露规则。可保利益新概念还对保险业提出了挑战,保险业应有合理措施予以应对。无论如何,新的问题或困难不应阻碍可保利益新概念的确立。     

保险利益之法律探析

保险利益在保险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仅与保险合同的效力攸关,更是度量保险标的、保险价值、复保险、超额保险等的准绳;不仅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更会波及社会之公序良俗。保险利益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分别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个角度探析保险利益的几大基本问题,以明其要义。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的利益衡量

我国目前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利益失衡问题,农民利益受到侵害,一些不正当利益大量滋生,甚至不法利益大行其是。经过考察,我们认为在农村土地征收过程中应当纳入利益衡量范围的主要应是农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应确保农民利益得到合理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是与社会保障并行的合理补偿;应确保征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农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中,应以征收之后利益综合衡量的结果为正数作为判断标准;并且在征收过程中要注意正确衡量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