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

从改革的现实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意义和作用重大。中央已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简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互为作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保证简政放权的科学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简政放权提供技术手段上的帮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能有效走出过去简政放权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误区,能有效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有力克服行政权力放纵和腐败,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从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看,完成这一任务应理顺几对关系,以完成过去多年没有完成的简政放权艰巨任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内部的权责关系。     

坚持放、管、服并举 加强和创新政府管理

<正>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创新和加强政府管理,使市场和社会活而有序。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使"放、管、服"三管齐下,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我认为,简政放权,创新和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多管齐下”

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多方面发力:第一,坚持简政放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得到落实。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是从短期的需求管理转向中长期的供给管理;从靠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拉动需求,到发挥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主动性,解决经济中长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短期的政策调整转向长期的制度变革和完善。最重要的就是简政放权,凡是市场能更好发挥作用的坚决还给市场。在我国现实中,政府管得过     

社会治理创新视阈下的简政放权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问题是简政放权问题。简政放权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简政放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增强简政放权实效,应在组建统一的简政放权领导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以下策略:集思广益,科学评估简政放权范围;简化程序,实现标准化治理;协调联动,整体推进简政放权进程;及时立法,巩固简政放权成果;追踪反馈,严格考核简政放权绩效。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推进“放管服”提质增效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一届国务院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以下简称“放管服”)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放管服”成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键一招。要正确认识评估“放管服”的成效,发现“短板”,找准着力点,推进“放管服”提质增效。     

为市场内生力量添柴北大核心

十八大开启的新一轮经济改革渐次展开,无论是上海自贸区的闪亮登场,还是“营改增”的如火如荼,抑或简政放权的大刀阔斧,一项项务实的改革措施旨在根除传统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以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向纵深推进简政放权的几点认识

<正>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从字面上理解,"简政"指精简政府机构及人员,简化行政流程;"放权"就是下放权力于社会和市场。也就是说,要把资源配置的权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还"给市场,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当前,推进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既要突破观念上的误区,也要冲破利益羁绊,彻底扭转习惯性思维和做法的阻碍,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结合前一阶段的学习体会     

中国地方治理的新模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政府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能力,也存在政企联盟、社会运作行政化问题。推进简政放权、法治行政、责任政府建设,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已经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诉求。     

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政府的良心与责任——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

社会公平正义体现政府良心与责任的最终目标,政府良心与责任是社会得以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主义必须以行政体制改革为重要手段,要从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方面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推进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政府的良心与责任———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价值导向简

社会公平正义体现政府良心与责任的最终目标,政府良心与责任是社会得以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实现社会公平主义必须以行政体制改革为重要手段,要从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等方面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推进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     

缺乏理论创新是阻碍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考察三个问题:一是缺乏理论创新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阻碍作用;二是苏联长期坚持产品经济观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而导致历次改革失败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三是对中国今后在推进理论创新方面提出的几点思考。     

中国改革攻坚阶段的政府转型——在“2005年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的演讲

从总体上说,中国当前的改革攻坚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能否实现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二是能否解决好改革与多数人利益关系的问题;三是能否实质性推进政府转型。在这三大挑战中,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已成为影响整体改革进程的关键性因素。推进政府改革、实现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已成为新阶段中国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     

正本清源 重聚改革共识

正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     

论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现状与路径

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自2013年开始以来,国务院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深化改革的"先手棋",不断向纵深推进,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活力,行政审批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如何保证国家顶层设计的实施和完善,权力的"下放"与市场的"监管"之间如何衔接,如何将简政放权与市场监管更好地统一起来,使之真正为市场主体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旨在进一步明确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进路。     

深化简政放权与推进政府自身改革

2015年5月,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政治新常态,李克强总理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新要求。这是继七轮行政体制改革之后,中央作出的新部署。此次简政放权改革是为了解决政府自身面临的很多问题开出的一剂良方,目的是要在发挥中国政府所拥有的顶层设计和自觉变革的优势之下,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转变增长方式须深化或重启市场化改革

深化或重启市场化改革的任务,仍然要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展开:深化要素市场的改革,改变政府过多地控制资源、支配市场的状况,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推进垄断领域的改革,更充分地向民间经济开放;推进政府改革,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推进法治建设,加快法治化进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五大经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及经验说明,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自身建设的需要,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组织支撑。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应继续坚持党对政府机构改革的领导,保证政府机构改革的道路正确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着重关心人民需求;坚持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保证政府机构改革能够实现善治;坚持依法有序进行机构改革,保证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的法治性;坚持系统统筹推进机构改革,保证政府机构改革全面整体与系统。     

增强政府职能转变中的社会参与

<正>本轮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同以往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方向和目标必须摆脱过去以政府权力再配置为中心的行政改革模式,而是要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紧密结合,以构建能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现代治理模式。一、社会参与是我国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以中央政府为主,围绕简政放权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正在加速推进。与多年积弊的改革难度     

国家与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层的双重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化改革加速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 ,市场力量的崛起使得国家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决定作用逐步消解。但是 ,现阶段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崛起 ,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削弱。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 ,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同时在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