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庄案二审看辩护律师的独立性

当前,辩护人作为-独立、自主的司法单位的地位,已经在各法治国家立法中获得普遍肯认,由此出发,辩护律师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利益,有权在被告人意思表示之外展开独立辩护,而不受被告人意思表示的拘束.但是,辩护律师独立辩护的原则亦非绝对,辩护律师只能就其固有权利行使独立辩护权,且只能在忠实于被告人利益的前提下展开独立辩护.在“李庄...     

论协同性辩护理论

在对独立辩护人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将被告人辩护能力加以激活的前提下,有必要提出一种旨在对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进行重新调整的协同性辩护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辩护律师作为委托人辩护权的协助行使者,不应垄断这一诉讼权利的行使,而应在激活委托人辩护权的前提下,与其经过充分协商和讨论,形成协调一致的辩护思路,并确立各自在刑事辩护中的分工角色,最大限度地形成刑事辩护的合力,从而追求较为理想的辩护效果。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一新的理论,那么,诸如被告人的阅卷权、辩护律师的告知和沟通义务、法庭上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席位的布局、辩护律师无效辩护的后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都应被纳入辩护制度改革的议程。     

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探析

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如何保障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的重要课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立法缺失无法真正实现其实质有效辩护。文章在诠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义涵及其法理基础的前提下,分析了我国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现状和立法缺失,提出了改革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护的一些思考。     

辩护权视角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来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在辩护制度方面,应从辩护权的一般规定、辩护人的职责、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强制措施中的辩护、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辩护、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的豁免权、辩护律师的请求权、指定辩护、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辩护权的救济等方面予以修改、充实和完善。     

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了解案件情况，收集案件证据的权利。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实体正义舜口程序正义。它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辩护权；案件的实体公正；控辩平衡；保障律师在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于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着很大的进步之处，但是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律师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风险大等问题。应当从法律上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论刑事扣押的对象——以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秘密事项为视角

刑事辩护制度是被追诉人辩护权的重要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但对其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能否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立法的规定存在不足。应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对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进行区分,以决定其是否可以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从而在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和惩罚犯罪之间实现价值平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有效辩护

有效辩护抑或辩护的有效性是认罪认罚自愿性、程序选择自主性以及量刑建议公正性的根本保证。为了实现有效辩护,前提是要保证整个诉讼程序有辩护律师的参与,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重点是落实和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和转化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将律师不尽职尽责,导致被告人失去程序选择的行为纳入法院程序性制裁的审查范围,同时以司法建议的方式纠正律师的行为。此外,我们还应当建立和完善律师的准入、惩戒和激励机制。     

缺席审判程序中指派律师的规范性探究——基于北京市187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已正式入法,对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构成其正当性的重要基石。以北京市187份贪污贿赂案件判决书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告人消极应对庭审,律师为辩护效果的取得起到突出作用。这表明,保障了律师参与缺席审判,就在形式上具备了实现"有效辩护"的可能。指派的律师参与庭审,既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更能为缺席审判提供正当性依据。为此,必须对指派的律师进行制度规范。例如可从庭审细则制定、高准入选拔、异地指派、量刑文书、卷宗管理、专业技能等方面进行规范,从形式上和实质上助力缺席审判的顺利运行。     

我国死刑辩护的现实困境与完善

刑事被告人如何在诉讼程序中有效、充分地获得及行使其辩护权是保障其诉讼权利的重要举措,对于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更是如此。然而,我国现行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却存在较大鸿沟,死刑有效辩护未能真正落实。本文拟在阐述我国死刑辩护的困境现状之基础上剖析其困局原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措施,以期推动死刑有效辩护的完善。     

刑事被告人阅卷权研究

在奉行当事人主义与保障被告人人权的刑事诉讼体系下,被告人才是阅卷权的主体,而且被告人应当有权自行行使阅卷权。在具体案件中,仅靠辩护律师并不能起到最好的辩护效果,需要被告人予以配合,而被告人配合的前提是能够亲自阅卷。辩护制度要基于被告人与辩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建立,而非国家与辩护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基于特殊信赖,赋予辩护律师较之被告人与其他辩护人更大的阅卷权,并非源自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被告人在案卷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即应享有阅卷权,但这也只是一个保守的结论。     

在排斥与引进之间:本土视域下的有效辩护

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质量,不仅关乎被告人的基本人权,更是衡量一国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司法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辩护理念的引入。作为一项"舶来"制度,中国司法语境下的有效实施受到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制约。实现有效辩护需尝试引入公设辩护人制度,方可实现有效辩护中国化的理想图景。     

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有效辩护制度

英美国家为当事人辩护权的实现设立了有效辩护制度。有效辩护制度需要无效辩护之诉来保障,也需要双重检验标准进行评判。在实践中,当事人提起无效辩护之诉并获支持的不多,有效辩护制度的重心并不在于提起上诉增加讼累,也不在于对失职律师进行惩戒,而是以此完善律师辩护程序、提高律师辩护责任心与辩护质量。在我国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中,辩护律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刑事辩护运行情况令人堪忧,当事人不能获得有效的辩护情况缺少程序性制裁与救济。借鉴英美国家有效辩护的合理因素,有助于提高辩护质量,增强庭审的诉辩对抗,推动庭审的实质化运行。     

有效辩护理念的本体展开

有效辩护理念是律师时代最主要的精神支撑。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有效辩护权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全面提升有效辩护理念,需要从狭义上、广义上对有效辩护的内涵、标准进行充分的本体理解。任何理念或者制度,都是以相应理论为其生存根据与逻辑展开。作为法律理念,有效辩护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与人权保障、诉讼结构等方面。对于因辩护律师自身不称职导致其辩护是无效的,达到“实际无效”标准,应当建立程序内与程序外两种救济模式,使得无效辩护面临程序性制裁、民事赔偿或者职业惩戒等后果。     

新辩护制度视角下公安机关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措施与策略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新辩护制度突出和明确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防御权利,充分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但同时也使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部门应正确理解新辩护制度的内涵,主动适应新辩护制度的基本要求,摆正心态,正确面对新的挑战,主动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与策略。     

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及其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问题。做好试点工作,积极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慎重解决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律师辩护和被告人撤回权等问题。为确保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应明确自愿性和明知性的客观判定标准,以权利告知书和证据开示制度强化被告人知悉权,以律师参与及法院审查保障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对于律师辩护,应发挥现有值班律师制度的作用,明确值班律师以法律帮助人的身份协助被告人认罪认罚,设置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提出错误建议导致被告人不利益的救济机制;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应将其区分为自由撤回、限制撤回及例外撤回三类,并明确其行使程序等问题。     

论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与伦理义务——兼谈四种“伦理困境”的破解对策

基于对律师辩护功能的重视与推崇,辩护律师被塑造成刑事诉讼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辩护关系成为刑事诉讼基本关系。在关系论视角下,辩护律师之角色定位与伦理义务决定着辩护关系的样态与走向,也是理顺辩护关系的主要抓手。从职业定位与刑事诉讼特性考量,辩护律师应被定位为以维护被告人合法利益为主兼有一定公益职责的"限制的代理人",并负有诚实、保密、真实三项伦理义务。价值追求与行为导向的差异虽导致了伦理义务冲突,但也蕴含着义务平衡规则。就履行顺位而言,诚实义务优先于真实义务,但二者均属次位义务;保密义务则处于首要(核心)地位,是辩护关系的根基所在。因此,在面对因被告人为虚假认罪、作虚假陈述与证人提供虚假证言所引发的"伦理困境"时,辩护律师应当秉持上述基本立场并结合具体情境加以分析、应对。     

走向权利的辩护

辩护本来是一种权利,但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成了一种待遇。走向权利的辩护,说明现实的辩护权还未完全、充分地权利化,需要把辩护权提升为每个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需要获得更充分的被指控犯罪的信息,而辩护权的真正实现更依赖并检验正当程序。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辩护权,没有辩护权就不是正当程序。因此,走向权利的辩护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更是一种完善与追求。     

略论律师应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是被告人最重要的权利。切实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对于客观、全面地查明事实,保障案件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就我国目前诉讼实践而言,在审判阶段,一般尚能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但在侦查阶段,被告人的辩护权往往难于行使。因为侦查破案阶段,侦查人员与被侦查人互不接触,这时被告人的辩护权显然无法行使。特别是在采取强制措施之后,被告人处在受羁押状态,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无法收集、提供证据,其辩护权不能有效地行使。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     

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助于保证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更好地揭露事情的真相,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并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更好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本文通过国内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立法现状及局限性分析,建议通过加强立法具体化和统一化、加强辩护人调查取证权的强制性、赋予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以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维护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辩护权。     

美国量刑辩护对我国量刑改革的启示

量刑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是律师辩护制度的必备内容,是保障被告人权益的途径之一,因此,从保障被告方辩护权的视角设置辩护制度的外围制度是现代对抗制理念下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题中之意,而美国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设计与实践的经验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