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政法的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最早源于上世纪中期的德国 ,并逐渐为许多国家 ,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所确立。它对维护法律秩序安定、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该原则涵义、渊源、历史发展、适用等方面的探讨以揭示行政信赖保护在现代行政法中的重要性     

犯罪过失阻断事由——信赖原则研究

根植于新犯罪过失理论的信赖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在阻断犯罪过失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信赖原则的存在,方使得近现代社会的危险业务得以全面地开展。本文主要介绍了信赖原则理论的确立、信赖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适用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信赖原则在我国完全存在着全面引进的可能性,而且,在信赖原则适用的范围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即在行为规范化、社会化程度较高且存在多数人有组织性地分工协作,共同实行有危险性作业的领域,均存在适用该原则的余地。     

犯罪过失阻断事由——信赖原则研究

根植于新犯罪过失理论的信赖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在阻断犯罪过失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信赖原则的存在,方使得近现代社会的危险业务得以全面地展开.就该理论在国外的确立、发展、理论基础及其适用的条件来看,信赖原则在我国完全存在着全面引进的可能性,而且在其适用的范围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问,即在行为规范化、社会化程度较高且存在多数人有组织性地分工协作、共同实行有危险性作业的领域,均存在适用该原则的余地.     

犯罪过失阻断事由——信赖原则研究

根植于新犯罪过失理论的信赖原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在阻断犯罪过失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信赖原则的存在,方使得近现代社会的危险业务得以全面地开展。信赖原则在我国完全存在着全面引进的可能性,而且,在信赖原则适用的范围方面还具有较大的扩展空间,即在行为规范化、社会化程度较高且存在多数人有组织地分工协作,共同实行有危险性作业的领域,均存在适用该原则的余地。     

结果无价值在行政处罚论域中的“破茧”之路

行政处罚法与刑事处罚立足于依法治国原则之下,不仅共享着类似的公法性质与限权苛责功能,也在实体规范层面有着较多的耦合,故刑事处罚中的结果无价值理论可以扩张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就行政处罚中的违法性判断而言,不仅要考量是否违背了社会管理过程中所科以的行政法义务,也应当顾虑到该行为是否对行政法律秩序及该秩序所欲保障的法益产生实质可能性的危险。     

信赖原则与交通肇事罪

社会的发展对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提出了挑战,被允许的危险、危险分配和信赖原则被引进过失犯罪理论。信赖原则限制了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我国刑法在认定交通肇事罪时,应有限、逐步地适用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在医疗过失中的适用

信赖原则作为交通事故中确认过失责任的有无以及过失责任分担的一种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医疗过失。医疗过失中的信赖原则可以分为医师与患者之间的信赖原则,医师之间的信赖原则以及医师与其他医疗人员之间的信赖原则。医师与患者之间可以适用信赖原则,但其适用余地相对较小。医师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水平的医疗分业关系和垂直的医疗分业关系。在前一种关系中,可以适用信赖原则,而在后一种关系中,由于牵涉到监督过失的问题,信赖原则的适用会受到限制。     

“二元论”之一元性评判——以三阶层为向度

肇始于实质违法性之争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为探求适用于所有犯罪的"常项"而展开了学派之争。折中的二元论企图成为百利无害之"万能理论",然其依旧陷入道德判断的伦理形式而倒戈相向于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对于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力避泛道德主义传统,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等皆具合理性,故应让其顶替社会危害性理论以作为实质违法性判断之重要利器。     

监督过失责任的限制——信赖原则

刑法上信赖原则为德国帝国法院1935年的判例首创。德国学界及实务上一致认为信赖原则是被容许危险的具体运用。过失责任的产生,行为人必须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没有超出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则不具有过失存在的空间,就有适用信赖原则的可能。具体到监督过失中,其情形类似,监督者的行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状态下,方有适用信赖原则排除过失的可能。所以,在监督过失中适用信赖原则要判断是否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     

论信赖保护在我国适用的困难与对策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得到发展。随着行政法学的不断发展,如今的信赖保护原则已经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信赖保护在赋予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对政府义务做出了规定,即应该做出正确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并未得到良好的适用,出现了政府的行为不为人所信赖的现象,同时有些政府行为也未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观点综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理论.伴随着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理论界对如何深化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有关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上.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尊重马克思的原意,也要尊重实践,与实践逻辑保持一致是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证.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困境及其对策

上诉不加刑原则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上诉而加刑”现象的现实存在,破坏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可采取如下对策：凡是只有被告人上诉而未被抗诉（或自诉人未上诉）的案件,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重刑罚;取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除非结果对被告人有利。     

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透视

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国际关系理论总是反映了一定的价值倾向。秩序与正义是国际关系中两种基本的价值倾向。在三种理论传统中,现实主义传统潜含着秩序追求,革命主义传统高举正义的大旗,自由主义传统则游走在秩序与正义之间。国际关系理论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其中的价值倾向是否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理论批判因此也可以转化为价值批判。要建构一种完善的解释或预测理论,就需要认清国际社会发展规律,学会调适自身的价值观。     

“尚忍”价值观与民主政治的悖论

政治文化具有滞后性特征,因此,某些传统政治文化对我国现代民主政治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古代,中国传统的“尚忍”价值观的流行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种价值观的存在则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坚决摈弃的。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仅要考虑行为的客观法益侵害性，而且也要把行为人的主观要素考虑在内。通说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不仅自相矛盾而且还造成诸多理论上的困惑。而通过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能根据行为对法益造成的侵害或威胁为基础进行客观判断，而不能考虑任何主观因素。坚持行为社会危害性判断的客观性，意义重大。在理论上可以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和困惑。同时，其实践意义是可以保障人权，避免犯罪认定的扩大化而导致的冤假错案。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与西方政府中性化理论评析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二战后在西方世界风行的政治学流派 ,其核心方法论原则便是它的“价值中立”论。政治学研究既不应当绝对地“价值中立” ,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 ,它应当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而且建立在“价值中立”原则基础上的所谓政府中性化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为我们正确地认识政府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 ,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一种权威性公共管理机构 ,其履行社会职能、实施社会管理 ,从根本上讲还是为统治阶段服务的 ,政府不可能是中性的。     

“无理由退货”的经济学分析

"无理由退货"是一种刚刚兴起的厂商的市场创新形式,是一种新的非价格竞争手段。用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采用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无理由退货"中厂商的利益函数以及它们的策略互动,可以看出厂商从事这种行为的动机。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该市场行为进行约束,其动机是促使市场行为向增进社会总福利的方向变化。     

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与按要素分配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的一元论,承认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应该扩大生产劳动的范畴,认为凡是有益社会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各种非生产劳动要素虽不是创造价值的要素,但却是创造价值的前提,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因而现实中生产决定分配的内涵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必然要求,按要素分配不存在剥削,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逻辑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