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的类型描述、概念关系与立法完善

以网络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和以网络为犯罪工具的网络犯罪,只是"行为指向"标准下网络犯罪的两个归类.除了可以按照"行为指向"这一标准而作出对网络犯罪的分类,还可按照"行为内容"这一标准而作出对网络犯罪的分类,且其具体包括网络系统或数据犯罪、网络财产犯罪、网络经济犯罪、网络人身犯罪、网络公共安全犯罪和网络社会秩序犯罪乃至网...     

挪用资金罪问题研究

挪用资金罪作为侵犯财产罪中的一种挪用型犯罪,其中有诸多疑难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阐述,如有关本罪的犯罪对象“资金”一词,应严格解释为货币而不应扩大解释为包括股票、国库券等有价证券在内.同时,对于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挪而未用”的情形,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的既遂形态而不是未遂或不构成犯罪.     

论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

唐律中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既包括口头言论的犯罪,也包括书面言论的犯罪.侵犯的客体包括皇权、国家安全、官文书管理、封建官德、农民的经济权、人身权.唐律规定的官吏言论犯罪中,有故意与过失的区别,有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也有用刑轻重的差异."疏议"对于官吏言论犯罪的规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对相关律条中的字、词、句子作了解释,也对犯罪的主体、主观与客观等要件作了解释,还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作了说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唐律中有关官吏犯罪的规定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施,还有一些案例流传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网络犯罪及犯罪地的确定

网络犯罪是信息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与传统的犯罪形式有明显的区别,并且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呈加剧的趋势。为了打击网络犯罪,我们首先要确定网络犯罪地点,包括行为地、结果地,这是正确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前提。由于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网络犯罪给犯罪地理论和法律制度带来挑战。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规定,该制度的确立符合少年司法的国际潮流,同时推动了我国法制的进步.犯罪记录是对犯罪人的犯罪和处罚情况的客观记载,前科是该记录的否定性的本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重在“秘密保管”,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灭重在“消除记录”.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对象是特定群体,各阶段的主体职权和责任各不相同,犯罪记录的范围一般作扩大解释,犯罪记录的查询和解封均有严格的程序要求.     

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有利于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各自的职能 ,准确而及时的惩罚犯罪 ;强化了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更好地实现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犯意诱发型”毒品犯罪案件的司法应对——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

侦查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不仅对行为人进行机会(数量)诱惑,而且还对没有犯罪前科和毒品犯罪意图的人进行犯意诱惑。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不仅侵犯人权,直接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而且其所制造的"犯罪"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得诱人犯罪的规定,也不符合犯罪构成,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无罪化应是司法的应然之选,但是当下妥协性地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可能是法官的实然选择。     

刑法规范用语的普通化理解现象探析——以刑法条文中“罪、犯罪及犯罪分子”为例证

法律规范是用来调整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应尽可能使用普通用语.不仅如此,在面对规范用语的时候,有时需要从普通意义上去理解,这就是所谓"规范用语的普通化理解"现象.对于我国刑法中多次出现的"罪"、"犯罪"及"犯罪分子"等规范用语,不应机械地套用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从规范意义上将其理解为是指经过法院依法判决的犯罪行为及犯罪人,而应当从普通的意义上来进行解释,将其理解为裸的事实行为,以及实施了该事实行为的人.     

论国家赔偿法语境下的“不认为是犯罪”

学界和实务界对"不认为是犯罪"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根据《刑法》的立法原意,"不认为是犯罪"的含义不等同于"不是犯罪",而是指一种特殊的构成犯罪的行为。根据对《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结构解释,"不认为是犯罪"是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之罪与"一般违法行为"之非罪的界限不清、"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之"无罪"的含义不明是学者们对该刑事赔偿豁免情形持异议的主要原因。为统一理解,避免同案不同判情形的再发生,可以考虑完善相应立法。     

完善单位犯罪审理程序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审理单位犯罪的程序作出了规定,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存在缺陷,需加以     

构建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缺席判决制度,唯独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缺席判决制度,目前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是禁止缺席判决的。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规定,所以在打击跨国犯罪惩处潜逃境外的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单位犯罪等方面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从目前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的角度看,我国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刑事诉讼的制度变迁与理论发展——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切入

根据《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展示的两个理论命题（合作性司法模式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以一种制度变迁的大历史观和理性行动者视角,站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分别从刑民边界模糊还是清晰、两种司法正义观的冲突以及时空交错背景下的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些重要的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此,对于未来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拿来主义＂式的法律移植效果恐怕不佳。在司法实践层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和试错;在理论研究层面,则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基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权运行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新刑诉法围绕侦查权、公诉权、侦查监督权和辩护制度、证据制度等方面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法律监督制度,彰显了刑诉法人权保障功能。检察机关作为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部门,刑诉法的修订必将对各项检察权的运行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将从基本的规范分析入手,对新刑诉法实施后检察权运行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应对进行必要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各级检察机关更好地适应新刑诉法提供参考。     

论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对不追究刑事责任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可分为三种情形,但《刑法》第201条第4款中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未归属其中。现行刑事立法在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中概念不统一,《刑法》在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方面不当缺位,已有的规定也较为粗糙,《刑事诉讼法》缺乏特赦令执行的程序规定,我们有必要完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立法规定。     

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专章规定的特别程序,相对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更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还需要完善,以进一步有利于对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应当从程序法的角度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作出特别规定;应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应增设特别帮助和保护原则;应增加规定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应为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设置特别的程序法律后果。同时,关于合适成年人在场和针对未成年人的强制措施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理性的选择和现实的期待——对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思考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应对现实需要所作的实验性改革,在司法实践中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对推进我国的刑事程序简易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和缺陷。应该在总结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把《刑诉法》原有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结合起来,构建统一的刑事简易化程序,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案件简易化程序。     

刑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的证据法学向度

刑法条文的解释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刑法学范畴,对有些刑法条文的理解需要结合证据法学的相关内容来思考其含义和适用规则。基于此,认为在犯罪之间设立界限和区分标准不利于犯罪认定的观点,是对证据法裁判原则存在误解的表现。污染环境罪、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等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同时包含故意和过失,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不能依据犯罪论体系的推定机能将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交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分配应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来确定。对于《刑法》第238、247、289、292条等存在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之争的法条,如果从证据法学角度将其理解为刑事推定,可以克服法律拟制说和注意规定说的缺陷。     

浅论侦查取证的法律规则

正确地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关键之一是证据的应用,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则是诉讼证据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必须以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方能保证刑事诉讼证据的完备和有效。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及界限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指专家辅助人帮助委托方参与刑事诉讼鉴定意见的质证、提出专家意见所体现的一种职业上的偏向。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不利于其属性的完整。因此,应当比较外国为平衡专家制度属性所进行的相关制度设计,定位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相对二元化倾向性＂及其法律界限、科学界限、道德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