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所馆藏《大清律》提要

《大清律》清世祖敕纂三十卷,十册(二函),律文459条。法学所旧卡目录注明为"吴达海等纂,清顺治三年(1646)刻本",此即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所称之为甲本。检阅该本,知其曾经人重新装订和修缮。卷首一册,《律附》一册,正文八册,每半页九行二十字。     

论清代律例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上)

<正> 律与条例是清代两种极为重要的法律形式,它们构成了清代刑事立法的主体。这二者在清代法制中各自处在什么位置、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二者相互关系如何是关系到有关清一代法治的重要课题。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不仅能够加深对律例本身的了解,而且对于全面把握清代各种法规的相互关系,探讨清代法律形式运用的实质精神及其基本原则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清代八议制度存废考析

自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以来，历代律典中都明文载有八议，清代亦然，但清律中的八议是否仍有实际的效力却经常引起人们的怀疑。笔者以前曾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撰文对此作过讨论。     

现代化的困窘:《法律现代主义》读后

与德沃金、昂格尔和波斯纳这些现如今在中国大陆声名鼎沸的当代美国法学家相比,戴维·鲁本这个名字听起来或许会让中国法学界的读者们极感陌生;同样的,《法律现代主义》〔1〕一书也绝不像《认真对待权利》、《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及《法律的经济分析》诸书那样在中国法学圈中广为流布。然以笔者拙见,本书之磅礴厚重、犀利深邃实在是别开生面,甚至更为切近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弊;更有助于我们反省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投身其中,苦苦探寻和追索却又无从自拔的所谓“现代化陷阱”。当然,如此比况,可能极不合宜,也难逃老王卖瓜之讥。 顾 名 思 义 ,…     

仁、爱与权利:兼说费孝通先生暮年的“文化自觉”

自西学东渐以来,儒家思想常被指斥为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而古今中西之理论争讼,亦绵延百余年,至今未息。今观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不过以人类自然之情感"爱",即同情心之扩张为基点,由近及远、由私而公,终至于物我同怀、天人合照、万类并育,构成中国文化之主干,哺育我华夏文明数千年相沿不绝。对比西方法治之核心概念——"权利",虽同样离不开推己及人,能近取譬,但因植本于个体,囿限于小我,加之崇尚功利、煽惑斗争、迷信人为,终不免走上物我两失、天人对立、同归于尽之悲剧结局,可谓见近而忘远、得小而遗大。是故中西文化之相需互补,乃人类走向光明未来之正道坦途。费孝通先生暮年悟道,幡然回归,亦足证中国文化之高明悠远、生意盎然。     

清律颁年考略

清代修律始于世祖顺治初年，其颁行时间，有关史料记载则有出入。例如《清文献通考·刑考一》、《清通典·刑一》和《清史稿·刑法志》都记为：顺治三年五月“大清律成”，而《清通志·刑法略一》则记为：顺治“四年，律书成”。     

当代美国的中国法研究

<正> 一、研究队伍 战后美国法学界的中国法研究与其它汉学领域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五十年代,由于麦卡锡主义的流行以及冷战造成的后果,中国法研究在美国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领域。六十年代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组织及一些高等院校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等开始提供一笔资金培养战后第一批中国法研究人材。 战后第一代中国法学者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极大。其中堪为人道者殆有五位,即:柯恩(Jerome A.Co-hen)、李浩(Victor H、li)、拉伯曼(stanley Lubman)、爱德华(R.Randle Edwards)、琼斯(William C.Jones)。     

试论中国诗教传统的社会批评功能:从言者无罪到表达自由

孔子曾将诗的社会功能表述为兴、观、群、怨。其中的怨,汉儒多解释为刺上政,即以政治批评为核心形成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互动。肇端于先秦,成熟于两汉的儒家诗教传统绵延两千余年,曾经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即便是以歌功颂德为主的颂诗,也常寓规谏劝勉于颂美之中,乃至有所谓虽颂皆刺之说。中国古人言者无罪的政治理想是诗教传统的另一厚赐,堪与当今西方的表达自由理念相映成辉。我辈炎黄传人坐拥如此丰厚之文化遗产,理应光大传统,推陈出新,将中国古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德理想落实到制度和实践层面。     

拯救过去，让先辈的苦难获得意义

两年前翻译美国犹太裔法学家鲁本的《法律现代主义》一书,看到里边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各种各样的斗争是为了细述过去的特权,这使得过去所蒙受的苦难获得了意义。”①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鲁本这段话的深意,所以至今还在思考。今天我想把我的模模糊糊的思考说出来以便求得大家的帮助和指正。记得1993年秋季,大概是我刚到美国的两个月后,一位名叫安迪·克雷顿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带我先后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霸王别姬》,另一部是《喜福会》(JoyLuckyClub),都是中国的或关于中国的片子。一次散场时遇见一个老人,是…     

朕即法律——从《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评价谈起

原来道德话语和法律话语也存在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别。道德话语一定要在有我之境时．才能收喻人之效．法律话语一定要在无我之境时．方能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