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笔谈（下）——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行政公益诉讼何去何从，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近年来，围绕行政公益诉讼问题可谓是观点纷呈。热吹捧者有之，冷思考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为使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最终确立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尚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是黄学贤教授主持的司法部项目《行政公益诉讼研究》（06SFB5007）的阶段性成果，本刊分上、下两部分刊登。由于是笔谈，课题组成员（黄学贤教授的几位研究生：唐小娟、杨新登、李晓玲等）观点不强求一致，其宗旨是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孔之见。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要件、构架和基础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考虑的问题之一.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必须解决调解的范围、调解的程序、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同时,行政诉讼的价值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与义务,则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更为基本的问题.     

完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导读】所谓人大代表的代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民的全面程度；二是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责的有效性。前者要求人大代表从民众中产生,后者要求人大代表为民众办事。这两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因此,代表性的完善就有两个方面的任务,其一,在选举制度中保证人民能自主选择代表进入权力机关；其二,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保证人大代表能为人民办事。     

行政协议法治化之路径选择

虽然目前行政协议广泛存在,但是总体上行政协议却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为了保障行政合作的顺利进行,把行政协议纳入法治化轨道势在必行.行政协议的法治化首先应当遵循相关行政法原则,同时还受契约自由、情势变更等私法原则的支配.在规则层面,行政协议既受行政实体法控制又受行政程序法控制,在必要的前提下可以适用私法规则.     

论人民代表代表性的完善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在阐述完善人民代表代表性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就完善人民代表代表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和具体措施.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

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的基本问题之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性质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体问题。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世界范围来讲,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呈现出不断宽松且标准逐渐趋向一致的趋势。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从“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进而发展到“利害关系人标准时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理解为“法律上应当保护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原告与起诉人不能混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检察机关是否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     

进退维谷中的行政强制催告制度——对《行政强制法》第35条的解读

《行政强制法》第35条规定的催告制度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形成了催告行为的作出时间应在行政决定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或者之后两种不同的解读观点,这两种不同的解读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通过类型化分析催告行为的法律属性,探寻立法背景,进行体系性解释,只有将催告行为的作出时间解读为在行政决定履行期限届满之后,才能更好地完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互联网管制背景下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探析

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创造了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又打开了传播不良信息的方便之门。互联网管制已引起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并逐渐成为全球性共识。但是，各国管制互联网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就是在一国内对互联网管制的声音也是不同。这引发了对管制的标准和限度的争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有关互联网管制是否侵犯人权以及如何保障人权的讨论。以“网络人权保障”作为互联网管制的标准可以合理地限定互联网管制的范围，为国际间有关互联网管制争议提供对话的平台，也为指导我国互联网管制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应警惕和避免落入完全以西方人权观为标准的“网络帝国主义”的圈套。     

新加坡对大众传播媒介管理之经验探析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现代化国家,从本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就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先进管理思想,为了防止在开放过程中各种腐朽思想的乘机而入,使新加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失去自我.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对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在对大众传播媒介的管理方面新加坡的经验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