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问题WTO化

WTO的规则是多年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规则,其体现着现代市场经济文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借助外力推动改革开放,可以从经济上进行利弊得失、机遇与挑战等方面考量,但长远意义上,最根本莫过于文化上的冲击。WTO规则所蕴含着的当代市场经济文化与长期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计划经济文化有着明显的差距。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侵权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尊权文化的撞击在盗版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运作形成的一种任意侵害他人物权和知识产权的社会风气给了盗版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 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近年来中美经贸交锋     

论思想政治工作在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三个关键点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政治优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抓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作用的三个关键点,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劲动力。     

论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民事诉讼法律适用的主要区别——兼论《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民事诉讼都是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重要途径,但是两者在法律适用上面存在很大区别。本文从仲裁协议、仲裁程序和仲裁实体法的适用等方面揭示了国际商事仲裁的复杂性;随后从规范准据法的法律载体、确定准据法的法律原则和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等方面就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适用的主要区别展开了论述;最后本文就我国《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是否必须适用于国际商事仲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辨析

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体现在政治价值、精神价值即外在的社会价值以及对高校内部的教学、改革、发展所发挥的参与指导和促进作用的内在价值两个方面。     

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对策探讨

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依法行政,就必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地控制,从完善行政立法、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培养和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行政监督、分离行政权与经济权等方面,遏制行政权力的异化和行政行为人的腐败,从而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一)

本文就日本明治时期民法典论争及其与我国清末礼法之争进行评析和比较,着重分析研究了其间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民法典论争,简要介绍其产生发展的前后过程;二、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相同点,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特点;三、日本民法典论争与清末礼法之争的不同点,分析两者之间的存在的不同之处;四、对两者间异同的思考,对两者之间何以存在异同的中日两国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     

论高校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治理策略——基于H大学科研仪器设备管理的案例分析

随着国家和社会力量对高校加大投入,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大量投入,高等院校的科技资源迅速增长,高校科研仪器设备使用与管理中的使用率低下、重复购置现象日渐突出,其根源在于:治理结构失衡导致使用中出现"僭越现象";制度缺位无法激励"君子行径";分工不清致使"管理迷踪".鉴于此,必须克服高校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使用与管理中的"计划情结""山大王情结""运动情结",以精细化办学为目标,通过重塑治理结构、理顺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有效的制度安排,把责任与权利和利益统一起来,通过科学的社会分工做到监管常态化.治理策略具体表现为:设立独立处室,打造专管队伍,建立基金制度,构建公共平台.     

邓小平两次南方之行：广东率先发展的不竭动力

邓小平于1984年、1992年两次视察南方,充分肯定在广东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使广东在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支持广东排除体制障碍,广东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广东的发展有了源头活水;鼓励广东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思想障碍,激发思想活力;期待广东坚持发展不动摇,在发展中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立了广东在全国的排头兵地位;二次春天之行中所阐发的光辉的革命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来源,为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条件预防还是动机预防——日本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成就与启示

社会相对稳定,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平稳,家庭伦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成功和高效的刑事司法制度,社会环境的净化,促成了日本社会低犯罪率的成就。日本的经验使我们必要对犯罪预防中的条件预防与动机预防进行评估。犯罪是多因的,因此,应当综合治理。从动机预防和条件预防两个方面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行政程序法定化与“三个代表”

行政程序法定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进程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真实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统揽一切工作的指南,也无疑成为了行政程序法定化的客观依据、价值指引与检验标准,并规定着行政程序法定化的推进趋势和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