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法律后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

保险领域中,公共政策要求“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犯罪中获利”,但须区分“一个人不能从他人的犯罪中获利”之情形。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应视保险目的与功能而异其法律后果:若被保险人因预谋犯罪而直接谋求保险金,保险人当然免责;若被保险人在投保二年后故意犯罪致保险事故发生,则保险人虽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但应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若故意犯罪并非保险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保险人不能当然免责。     

补充侦查造成的超期羁押问题

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因补充侦查而造成超期羁押的现象。这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正确适用补充侦查措施,避免由此而造成超期羁押。     

女性暴力犯罪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不断提高,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女性暴力犯罪也日益突出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研究女性暴力犯罪问题迫在眉睫。     

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法

任何理论问题的探究都植根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当今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改变着人类生活的多维层面,全球性联系要求民主化的国际合作,全球性问题需要民主化的国际协调,全球性挑战呼唤民主化的解决方式.民主化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基本趋势.     

完善地方人大述职评议制度的探讨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虽然宪法规定了人大罢免,撤免职务,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质询等"硬性"监督方式,但人大经常采用的是听取工作报告,开展视察检查等"软性"监督方式,使监督工作难以见到成效.述职评议是地方人大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人事监督进行的探索创新,但由于述职评议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评议的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还有待于完善,如对述职评议的定位、述职评议的主体和对象、评议前的准备、评议会的组织、评议后的处理等问题都缺乏操作性的程序法律规定,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有许多不成熟的做法,不适于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可先在地方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进一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人大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使述职评议有法可依.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裁处机制——以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为视角

中国法体系语境下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的产生,既源自违法与犯罪二元化处理机制中临界点的模糊性,又来自行政机关与刑事诉讼机关职权的交叉重叠,而最根本原因乃在于实体法中行政权与刑罚权的双重法律关系,即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在惩罚严厉程度上的递进关系以及刑罚权对行政管理权(狭义)的保障关系。据此,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行政处罚行为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二是以行政管理行为(狭义)为诉讼标的的行刑诉讼交叉案件。前者的处理应秉持“刑事先行,先刑后行”的规则,后者的处断则应坚持“行政先行,刑事后理”的规则。     

劳动争议处理之我见

近年来,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多,且呈现复杂化、群体化、涉外化等趋势.我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走上了通过扩大劳动者个人的权利来解决劳动争议的路子,致使劳动者、企业单位、工会、行政权力以及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的职能、地位发生扭曲.所以必须关注并完善劳资双方的信用关系、工会的职能与地位、行政权力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地位和权威、法院最后的司法救济,从深层次解决原来的处理体制"用其所短"的弊端,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     

论政协委员的利益代表性

文章从2008年两会上张茵事件说起,认为人民政协作为以界别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组织,要求政协委员应该代表自己所联系的群体的利益;人民政协作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政协委员要敢于代表自己所联系的群体的利益.在政协委员的利益代表性问题上,应避免两种错误倾向,即"不敢代表"和"不会代表".同时,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充分代表的原则;二是兼顾社会整体的原则.这就需要加强政协建设,从机制上充分保证政协委员的利益代表性,首先是要营造一种求同存异的民主氛围,其次是要建立一个利益交锋的协商机制.     

论商法中的经理权

商法中的经理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明确了经理人对企业的管理权,强化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功能,二是安全功能.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经理职权并不是商法意义上的经理权,在我国公司法中真正与经理权制度相似的制度,是法定代表人制度,但它不是一种典型的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中的经理人(强调其对内的管理权和对外的缔约权,其追求的目标是满足商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效率与安全)也不相适应.因此,设计一个全面清晰的商事经理权制度对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企业改制的难题以及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