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以温岭为例

公民参与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尤为重要,它有利于促进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形成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本文以浙江温岭为例,阐述了民主恳谈会中公民与政府的互动情况,总结了公民参与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公民参与存在的制度化规范不足、代表性失衡、组织化程度不高和参与连续性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合理选择公民代表,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和强化公民后续监督等对策,以期为各地开展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无阶级话语的阶级成长”: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一种基于中国工人的阶级诉求和政治期待的政治哲学

近年米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一系列维护和争取权益的集体行动,标志着中国工人已经突破“原子化”、“碎片化”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束缚,正在成为一种型构社会政治发展的阶级政治主体力量.遮蔽工人的“阶级”存在,已积聚了巨大的政治风险,其直接政治后果是消解了工人作为“阶级”的政治实践意义,甚至将工人的合理诉求和正当主张视为“反体制的力量”.如何以积极的政治姿态面对工人的“阶级”成长,主动自觉地把工人的政治诉求纳人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轨道,成为执政党和政府面对的重大问题和责任.     

扒窃的实质解释——以结果无价值为基本立场

刑法上的扒窃需要充分考虑刑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实质解释.扒窃入罪的根据应站在结果无价值立场进行分析,这一根据正是甄别、筛选和归纳扒窃概念诸要素的实质理由.扒窃行为只有达到足以造成数额较大损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依此,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领域对一般人所携带财物实施的技术性盗窃行为.同时,刑法上扒窃不以财物“随身”携带和“秘密性”为必要条件.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兼论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全球化时代的加速推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际需要,都促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地方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与智力支持。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之一,其突出的地方全球联系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并承担起国际组织落地、国际社区形成、国际智力开发以至分散外交压力等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外交既需要国际制度的内化,也要有央地关系的优化,以实现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的相互促进。     

论增强党员民主权利意识的当代价值

切实增强党员民主权利意识,不断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加强党员民主权利意识教育,增强党员民主权利意识,充分发挥党员主体性作用,对深入推动党内民主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促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的对策——以吉林省为例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社会管理的新格局,使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成为必然。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吉林省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高认识,加强管理,建立体制机制,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等相关对策。     

浅析查韦斯政府执政以来的委内瑞拉社会组织

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在执政期间积极促进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以社区委员会、合作社和社区媒体为代表的委内瑞拉社会组织成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并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的趋势.查韦斯政府把社区委员会视为建设参与式民主的主要组织形式.作为一种地方自治机构,社区委员会使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走向制度化.查韦斯政府还大力促进合作社的发展,把合作社视为委内瑞拉实现"内生发展"的关键途径.在委内瑞拉,社区媒体是一种具有替代色彩的信息传播渠道,通过深入挖掘和揭示民众对于国家和国际事务的感受,为民众全面了解国家发展进程提供一条替代渠道.     

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法律规制——一个程序视角的分析

管理者薪酬,不仅在于给什么,而且在于如何给,此即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的实体与程序规制两个面向。由于缺乏自治性与适应性,实体规制面临诸多困境甚至＂失灵＂,为此,转换视角,引入和完善薪酬程序规制殊为必要,亦即基于正当程序原理完善程序规制立法以及救济与责任机制,保障程序规制得以实施。     

简评布哈林平衡论思想中的辩证法及当代价值

布哈林是前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一生除了从事大量的政治活动外,还撰写了很多哲学专著和论文,其中著名的＂平衡论＂是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这个理论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的理论贡献,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地方民生立法中的问题及对策

民生问题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和国家治理者密切关注的问题,近年来解决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官员的热议话题,越来越成为老百姓的强烈呼声。民生已经成为地方人大立法的＂主题词＂,但目前各地方在民生立法过程中,仍然存在民生立法理念不明确、立法数量不足、立法质量有待提高和立法过程缺少监督等问题,急需从各方面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