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证据立法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 ,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地重构证据制度 ,应当对传统证据理论进行全面检视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现代刑事证据制度藉以立足的基本理念 ,惟此方能实现理性立法。     

公证机构赋予抵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之法理探析

为适应维护金融债权的需要,公证机构近年来办理了大量的赋予抵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业务。公证机构的这一做法,已为我国司法机关所认可,也被我国社会生活所接受。但是,有观点指出,抵押合同属于物权合同,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证机构可以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是指债权合同,因     

泰姬陵与万里长城——中印世界遗产保护管窥

中国和印度同是世界文明古国,拥有璀璨夺目的世界遗产和人类文明。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印度泰姬陵和中国万里长城这两大最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为研究目标,发掘中印在世界遗产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相似问题,以及两国值得互相借鉴的成功经验,最后借鉴国际世界遗产领域的先进理念,对中印未来“世遗”保护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抛砖引玉,引起两国管理者和民众对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大鼠脑挫伤后脑组织β-APP表达的研究

目的观察大鼠实验性脑挫伤后CNS内β-APP蛋白表达时空性规律。方法采用自由落体撞击法致大鼠脑挫伤模型,用免疫组化技术观察伤后β-APP蛋白在不同时间(0.5h、2h、6h、12h、24h、3d、7d、14d)的表达情况,并用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作定量统计分析。结果(1)皮质内β-APP蛋白在伤后表达呈一定波动性,0.5h表达明显增加后,逐渐下降,12h降至最低,低于对照组,随后再次表达增加,3d达高峰;(2)伤后24h海马区β-APP表达开始逐渐下降,3d降至最低,14d回到对照组水平;(3)齿状回(DG)内β-APP蛋白在伤后12h低于对照组。结论实验性脑挫伤后皮质β-APP表达时序性规律可为脑损伤时间推断提供一个新的参考指标,但海马区及DGβ-APP变化规律在脑损伤时间推断方面价值不大。     

关于知识产权促进医药创新的政策思考

为建立创新型国家这一奋斗目标,根据我国尤其是医药领域自主创新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探讨利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新的政策调整的目的、原则及必要性,并对医药领域创新类别及相应政策调整提出若干具体设想。     

如何有效地开展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安全保卫工作中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检查内容不完善 ,操作性不强 ,流于形式的现象。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安全检查的内容上、形式上及其检查时机等方面进行更加合理的界定和把握 ;并利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拓宽安全检查的范围 ,提高安全检查的准确性。     

论邓小平的政府职能理论

邓小平的政府职能理论，是我国理论界尚未系统开掘的理论宝藏。本在对政府职能的涵义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界定和解析的基础上，从邓小平关于政府职能的相关论述中，比较系统和深入地分析、归纳了邓小平政府职能理论的主要内容，以期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创设利益制度是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和谐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法学思考

利益矛盾和冲突不仅是社会转型期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形成不受以往制度约束的和谐环境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分析和谐社会利益制度的法律根源作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利益博弈的机理层面上探寻利益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和实体条件,以及政府如何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作出创新性的实验安排,进而为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以及进一步提高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持。     

论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原则

刑事工作和对刑事案件开展的新闻报道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为了建立两者的和谐良性互动,应从价值、真实标准、控制力量、信息、程序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在以马列主义等科学哲理和依法治国目标等为主要内容的指导思想指引下,新闻工作应避免与前者消极的冲突,寻找共赢的互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选择案件进行报道,遵守合法、平衡和全程、无罪推定、追求客观真实,尊重法律真实等原则。     

试析国际体系结构转型:范式界定、特点与趋势

当前,构成现行国际体系的许多要素或已消失,或正处于消失、转变的过程中。国际体系各个层面、领域呈现明显的动荡不定状态。国际体系结构处于一种"复合状态"之中,多种国际政治文化、国家关系互动模式、国际行为逻辑和发展趋势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国家间同时存在与发展。国际体系结构转型最重要特征就在于这种"复合状态"的普遍存在。国际体系结构日益复杂化有利于体系宏观结构朝进步的方向发生变化,并对微观权力转移产生越来越大的和平压力。二战后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结构出现重要的和平转变表明,传统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及其遵循的行为逻辑,已不足以充分解释和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