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R-PCR及其法医学的应用

小卫星可变重复单位作图(MinisatelliteVariantRepeatmapping,MVRmapping)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项DNA分析技术。本综述对该技术的分子学基础、发展过程及其在法医学的应用作了系统的阐述。认为该技术在个人识别与亲子鉴定方面发挥着为其它DNA分析技术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在成为法医学生物检材检验的重要手段之一。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犯罪中比较严重的犯罪,是刑法打击的重点。《刑法》第269条规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转化型抢劫罪,即由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文章对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作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认为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     

中国汉族及日本群体7个Y—STR位点及单倍型的遗传多态性和群体差异

目的调查Y染色体7个STR位点及单倍型的遗传多态性并分析其群体差别。方法应用PCR、变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结合银染显色分型技术,检测45例中国汉族及59例日本男性DNA样品。结果在DYS393、DYS389Ⅰ、DYS19、DYS390、DYS389Ⅱ、DYS392等6个位点中共检出33个等位基因,DYS385位点检出39个等位基因组,其频率分布在0.0169～0.6444之间,DP值分布在0.5406～0.9579之间,以DYS385位点最高。7个位点数据综合比较,二组群体间在遗传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由7个位点组成的单倍型有95种,中国汉族有41种,DP值为0.9960,日本群体有54种,DP值为0.9965,2群体间未发现相同的单倍型。结论上述7个STR位点属于高鉴别能力位点,单倍型具有很高的遗传多态性并显示出明显的民族特征。     

中国北方汉族与维吾尔族群体8个STR位点的遗传多态性

目的调查中国北方汉族与维吾尔族群体8个STR位点的遗传多态性。方法应用荧光标记引物试剂盒及基因扫描技术检测vWA、TH01、TPOX、CSF1PO、D5S818、D13S317、D7S820、D16S539位点等位基因。结果100例汉族群体共检出62个等位基因,累计非父排除率为0.9975;50例维吾尔族群体共检出52个等位基因,累计非父排除率为0.9973。2群体总个人识别机率均超过0.9999。基因频率分布2群体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结论8个STR位点在汉族与维吾尔族群体中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态性,频率分布有民族差别。     

大鼠皮肤钝器伤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变化的研究

目的观察大鼠皮肤钝器伤后VEGF表达的变化规律。方法应用免疫组化技术观察大鼠皮肤钝器伤后不同时间(1h、3h、6h、12h、1d、3d、5d、7d、9d)VEGF的表达情况,并用MIAS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图象分析。 结果正常对照组大鼠皮肤有低水平VEGF表达,钝器伤后VEGF表达逐渐增加,于伤后7d达峰值,伤后9d开始下降。 结论皮肤钝器伤可诱导VEGF表达增加,其时序性变化可望作为一种客观指标用于法医学损伤时间的推断。     

私营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必然性--"知识经济"时代私营企业管理环境的转变

基于对企业未来发展的考虑,即使是私营企业内部也开始关注"外人莫入"的危害,并且也有希望改变现状、输入"外人"的要求.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企业主一时还无法完全将意识中的东西顺利地付诸实践,但是,随着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人"会不断加入家族企业.随着"外人"的不断增加,其要求参与企业管理和利益分配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企业的管理权必然不断地"外流"或"下放",最终促成企业将民主管理视作"最后的解决方案".     

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法律规制

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法律规制以其法律定位“社区性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中心 ,有内外二条路径 ,内部路径是建设健全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组织机构 ,外部途径是加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监管。内部途径以自治、民主管理、有利监督、法人化为其价值取向 ,并借鉴成熟的机构制衡原理以发挥其整体效能 ;外部监督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实施 ,在设立审批、登记管理、证照与年检管理、负责人与从业人员资质管理、业务范围与业务规则的管理等多方面进行。内外两种规制方式的有机结合 ,能确保农村合作基金会社区性、合作性的本质 ,真正发挥其对现行金融体制拾遗补缺的功用 ,促进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     

更新理念强化监管切实保障区域金融安全

及时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措施,建立起“四位一体“的有效监管体系,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确保区域金融安全、有效、稳健运行的重要保证.     

中国青年政策执行过程的初步研究--史密斯模型的一个解释

中国青年政策执行过程中"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存在着互动关系,而造成青年政策执行现状的本质原因是利益互动,要改善青年政策的系统环境,最根本的是要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在四个方面分别采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