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的文化渊源--兼论马克思自然理论对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启示

生态伦理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人类在初始时期就具有了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识,在世界四大宗教以及中国儒道哲学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关于"自然-人-社会"辩证关系的理论不但与生态伦理学具有一致的旨趣,而且还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论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品格和伟大创造精神的历史巨人,他一贯主张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主义.50年代,他曾鲜明地提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这种"超过马克思"的创造精神,毛泽东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意义的分析,提示其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开创和奠基作用;揭示毛泽东的探索同邓小平的探索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正确处理残疾人工作中的"四个关系"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做好残疾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残疾人工作中,要正确处理残疾人权益保障与国家人权建设,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社会两个文明建设,残疾人康复、预防工作和医学科技发展与提高人口质量,改进残疾人工作作风与不断提高残疾人工作者素质的关系.     

影视信息不同接受心理分析

电视与电影共用一种符码系统--图像,但由于接受环境、接受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影视信息不同的接受心理,电影营造的全息幻觉使受众进入梦境,而电视的受众在电视展示生活原貌的同时,始终是在"清醒"地感受纪实空间.     

“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

“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既是对领导干部“做人”的品格要求 ,又是对领导干部“做官”的素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加强学习和实践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道德情操 ,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 ,堂堂正正做人 ,堂堂正正“做官”,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领导者、“三个代表”的践行者 ,为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建功立业     

中国法学教育百年回眸

本文回顾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概况,指出了每一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认真的反思,特别是重点分析了法学教育与社会变革、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法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相互关系,以探索法学教育的规律。     

我国对外资银行金融监管体制的设计与创新

我国对外资银行主要实行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资本金、税收方面的监管,但存在的问题不少,主要是监管目标的错位,导致不正当竞争,监管法律不完善等。问题的原因在于监管法治化水平不足、监管目标混乱、体制不合理。解决办法有两方面：一是宏观模式的选择,二是微观规制的创新     

扰乱法庭秩序罪研究

扰乱法庭秩序罪是新刑法增设的一个新罪名,为了更进一步地贯彻新刑法的立法精神,本文作者从该罪的立法缘起、概念和特征、罪间界限以及其他应当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地处理好这一方面的问题有所裨益。     

A pathological study of hemorrhage and necrosis of pancreas due to poisoned death: analysis of 22 cases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s in 22 cases died of intoxication were studied and the mechanism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death cases by eating of toxicants, the hemorrhage and necrosis of pancreas is extensive mainly in caput and corpus, while inhaling of carbon monoxide is focal in corpus and cauda.     

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构建

对于缔约关系,我国《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虽然都有所规定,但其规定的调整对象都是针对缔约双方当事人而言的。而对于在缔约过程中,因第三人的介入而给缔约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形,这两个制度都无法提供合理并全面的救济。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着第三人侵害当事人缔约关系的法律纠纷,为此,我们应当构建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现阶段考虑到立法的缓慢性与司法实践解决类似法律纠纷的紧迫性之间的矛盾,遵循法律适用的目标,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至第三人,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院可以先通过设立典型案例的方式来解决其适用与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