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工会参与——访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副部长李志培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个人口大国,社会结构复杂.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社会保险法》的颁布,确立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框架、方针、目标和任务,标志着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已从长期改革探索走向了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也为解决上述问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法律保障.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谐世界——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观发展与中国外交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发展需要,不断更新对时代的认识,牢牢把握国际形势的主要矛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明的时代观。党的时代观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即努力争取和平,尽量制止或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同时做好战争爆发的准备。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这个阶段党对时代的认识逐渐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过渡。第三阶段始自新世纪,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党在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实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     

既判力视域下的民事检察制度建构

既往对既判力的研究,侧重其安定性功能,目的是批判抗诉再审与既判力的冲突。其实,赋予确定裁判以既判力的依据是审判中法院已经给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法院在发现事实上也已经作出积极努力。再审只是冲破不具备正当性的虚假既判力,既判力与再审制度之冲破虚假的既判力存在一致性。抗诉再审又与通常程序中程序瑕疵、实体瑕疵的祛除有一定的差异,这一差异要求必须以谦抑原则作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则。     

增权理论视阈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介入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性问题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成果公平分享和中国社会良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运用增权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性问题进行解读,自身权能的缺失和无权感使他们难以对城市社会产生归属感,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社会工作的干预和帮助,挖掘其潜能,从个体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社会参与层面增强对权利的认识,减少或消除无权感、无助感,实现增权。即个体层面的增权：提升主体意识,增强认同感;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扩大社会交往的范围,提升社会交往的层次;社会参与层面的增权：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增强话语权。从个人能力、人际交往、社会参与三个方面进行增权,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圣经》与西方文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圣经》不仅是基督教教义,还是西方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源泉。《圣经》成为西方文学创作母题的原因在于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我国证人资格制度路径选择——以中美证人资格比较为视角

证人资格是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通过对中美两国关于证人资格规定的比较分析,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司法体系和现实运作条件等因素,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证人资格制度:取消单位的证人资格,将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规定为"亲身感知案件情况",科学规定证人资格的其他条件,不规定证人资格排除性规定等。     

网络民意表达与地方官民沟通机制创新——对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的案例解读

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民通过互联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公共意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此,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网络问政平台,顺势关注和吸纳网络民意。这种官民沟通机制的建立,改变着传统的单向式决策模式,构建着“官民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并最终将推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鹿特丹规则》下批量合同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鹿特丹规则》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将批量合同明确纳入了公约的调整范围,并对批量合同采取非强制适用的原则。但《鹿特丹规则》对批量合同定义的模糊性以及合同自由在批量合同范围内的应用,都可能危害一部分托运人的利益,而《鹿特丹规则》又未对其给予足够的保护,可能会有碍海运法规的国际统一。通过对《鹿特丹规则》中与批量合同相关的条文进行分析,探讨和评论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

在环境资源问题较严峻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尤其要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的轨道,使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用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对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护,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住房权保障如何可能研究纲要

在公法意义上,早期的住宅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住房权的雏形。历史经验表明,时代的发展和人权理念的更新不断地将新的内涵注入住房权权利体系。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对住房权的普遍重视,在国内层面上如何实现对住房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渐进凸显。在立法层面,宪法和住宅法应该成为基础与核心,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应该尝试确认住房权的可诉性,实现对住房权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