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不得假释"之规定(81条第二款)的商榷

限制假释与世界行刑现代化方向不吻合。对假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具体分析,但不能因噎废食。我国限制假释的理论依据值得商榷,事实表明:限制假释不利于调动在监服刑犯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他们的重新社会化过程,与监狱法中对罪犯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不符;同时,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体现法律的公正、衔接等方面并非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所以,建议对该刑法条款进行修改,并通过对我国假释管理体制的完善,逐步扩大对假释的适用。     

体外培养FBs损伤模型的建立及细胞免疫组化研究

首次应用培养人胎肺成纤维细胞 (FBs)损伤模型 ,体外研究创缘FBs合成细胞型纤维连接蛋白 (cellu larfibronectins,cFn)的变化与损伤时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损伤使处于静息状态的融合FBs成为具有运动能力和增殖能力的活跃细胞。应用免疫组化ABC法结合图像分析技术 ,观察伤后不同时间创缘FBs内cFn的含量变化。伤后 1h ,可以检测到cFn有变化 ,且在伤后 6h内 ,cFn逐渐增多 ,其变化与损伤时间呈正相关。这对今后应用cFn与损伤时间推断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为法医学损伤时间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损伤对培养人胎肺FBs分泌Fn的影响及与损伤时间的关系

为了探讨损伤对FBs分泌Fn的影响及与损伤时间的关系 ,在本室建立的体外培养人FBs损伤模型的基础上 ,应用酶联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技术 (双抗体夹心法ELISA)对损伤后不同时间培养液中Fn的含量变化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 :伤后培养人胎肺FBs合成分泌的cFn的量 ,在伤后6h内与损伤时间呈正相关。     

不同损伤时间大鼠皮肤切创 Fos表达研究

目的研究皮肤切创在伤后不同时间段 Fos的表达 . 方法在大鼠皮肤切创模型石蜡切片上进行 Fos免疫组化染色 . 结果伤后 10min, 表达量开始增高 , 伤后 3h达高峰 , 以后又逐渐降低 , 至损伤 1d后 , 表达量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别 . 结论 Fos为皮肤伤后的敏感指标 , 但需结合其他指标综合评价 .     

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军事新闻宣传之浅见

军事新闻宣传传统的宣传模式和新闻理念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受众群体显露出强烈落差和不足 :宣传报道面窄 ,难以全面反映部队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官兵的精神风貌 ;行政干预和人为操作取代新闻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典型宣传数量多 ,质量不高 ;手法陈旧 ,模式老套。面临着新时期为“打得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为“不变质”提供可靠政治保证 ,军事新闻宣传亟需改进与加强。     

我对“引出式教学方法”的初步探索

传授式教学重视的是告诉学生研究的结果,而"引出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获得结果的能力,引出式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但同时也需与传授式教学有机结合.     

大鼠死后不同时间肌肉酶组织化学观察

目的　为了研究死后不同时间酶组织化学改变和死亡时间的关系。方法　用ＨＥ、ＰＴＡＨ 和酶组织化学染色法,对死后大鼠尸僵形成时肌肉的横纹和酶活性改变进行观察。结果　发现死后２ ～４ｈ 横纹模糊,６ｈ 后变清楚,可持续至２４ｈ 。琥珀酸脱氢酶（ＳＤＨ） 和辅酶Ⅰ黄递酶（ＮＡＤＨＤ） 变化较小,至死后２４ｈ,两种肌纤维的酶活性均较强;细胞色素氧化酶（ＣＣＯ） 活性下降较明显,至死后２４ｈ ,Ⅱ型纤维的酶活性几乎完全消失。结论　肌纤维结构的变化以及酶活性的变化可以用作推测死后经过时间     

监禁死亡的法医病理学研究

目的　探讨监禁死亡的法医病理学及其流行病学特点。方法　对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系 1 987～ 1 998年所作 5 2例监禁死亡案例病理材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性别 :5 2例均为男性。年龄 :从 1 8岁～ 70岁 ,以 2 1至 4 0年龄段为主 ( 6 1 5 3% )。民族 :汉族人居多 ( 84 6 1 % )。职业 :待业、农民、工人最多 ( 75 % )。婚姻状态 :已婚者占多数 ( 5 9 6 1 % )。监禁原因 :以抢劫、偷盗为主 ( 6 3 4 6 % ) ,首次被监禁为主 ( 94 2 3% )。监禁死亡时间以 3个月常见 ( 36 5 4 % ) ,死亡地点以派出所、看守所及监狱常见 ( 82 6 9% )。死亡方式 :自然死亡以肺结核及支气管炎为主 ( 4 6 1 5 % ) ,自杀以自缢及高坠为主 ( 4 8 1 5 % ) ,少部分为他杀 ,以同监犯人打死为主( 5 76 % )。结论　监禁中死亡与多种因素有关 ,防止该类事件的发生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历史演进——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思想家们对“社会与国家”问题两千余年的探寻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社会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主义阶段，包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思考、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论争、霍布斯等为君主专制的辩护等。到了近代，洛克、亚当·斯密等通过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无形之手”等理论试图说明“社会外于国家”，并据此提出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黑格尔则是真正从学理上明确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第一人，并推崇“国家决定社会”的理性国家观念。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的思想颠倒了过来，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并通过市民社会论和社会有机论加以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阐明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