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赦免制度的激活与完善——基于限制死刑的思考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我国目前废除死刑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应是理性的选择。赦免以其特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激活并完善我国赦免制度对于我国死刑的限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完善赦免制度,其内容包括完善立法体例、赦免程序、赦免对象、赦免条件等方面。     

基督教伦理视野下的赦免制度的探讨

赦免制度得以在西方国家普遍设立,除了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以外,西方普通民众的伦理观念也与赦免制度的设立有着密切的联系。赦免与基督教伦理思想的一致性,以及刑罚人道主义对赦免制度的呼唤,是赦免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刑罚报应论下,报应正义与赦免的矛盾是能够在爱的伦理下得到化解的。作为西方重要文明的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对民众赦免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影响。     

“退赃换赦免”：绝对不行

最近有反腐专家表示，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搞清算，如果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就可以得到赦免，以换取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     

专注的魔力

从前印度有位国王想试验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于是便派人到牢房里抓来一个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这个囚犯原是一位大臣。国王说：“现在你就要被处死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一线生机，如果你手里捧着一碗油，顶在头上，在城里的大街小巷绕一圈，能不洒落一滴的话，我就赦免你的死罪。”     

“赦免腐败”能换到“改革支持”吗?

当下的反腐状况,向来有两种评价,一是成就巨大,二是形势严峻。近日有两份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专家献策,不约而同地见诸媒体。一份献策来自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提出"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以换取已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对反腐败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另一分献策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论死缓适用率的提高

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一贯的死刑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如何实现少杀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死缓制度的设计与适用在减少死刑的立即执行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我国仍然大量存在死刑罪名的现实中、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在赦免制度缺失的制度环境里，提高死缓的适用率显得尤为迫切。应当通过立法与司法解释的途径，将死缓作为非暴力犯罪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同时放宽暴力犯罪死缓适用的条件，以达到提高死缓适用的目的。     

一赦难了之

采取“赦免”,既伴随着一些地方反腐败“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争议,又体现了现实反腐的矛盾,是矛盾妥协的产物。作为不公开的局部实践,其政策效果也难以评估。不过,从如何发挥其反腐败的积极作用考虑,必须审慎为之。     

全球化时代的司法主权及其行使——从“阿克毛死刑案”说起

英国人阿克毛因携带巨额毒品被判死刑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反应。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和法律学角度，诠释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两国互不理解造成的冲突。笔者认为国内对此事的反应是建立在过时的绝对主权论之上，阿克毛被判处何种刑罚是中国的司法主权，但是关心阿克毛的生死是英国人的主权。笔者同时提出国内刑罚执行体制上的缺陷：赦免制度缺失，建议尽快将赦免法列入立法规划。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完善现代赦免制度

现代赦免制度具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我国当前的赦免制度存在较大缺陷，从赦免制度的立法现状并结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通盘考虑，我们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完善我国的特赦制度进而利用其独特的机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正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宽严相济"取代"严打"的社会背景,依法治国深入发展的法治背景下,"赦免"这一话题重新受到理论界关注,也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具体而言,我国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赦免种类看,我国目前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的仅特赦一种;二是即便特赦,宪法也是点到为止,只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