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现行赦免制度之困境

赦免,作为一种减免刑罚的制度在古今中外的法律体系中一直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最早是作为君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我国历代君主都注重利用其彰显帝王恩德、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和对人权的维护,现代赦免制度逐渐演变成统治者用以调节利益冲突、平衡政治关系以及弥补法律不足的刑事政策,世界各国大都强调对赦免的运用。但赦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确定性,因而受到反对者的抨击。就中国而言,自1975年3月19日以来再未动用过赦免。我国在立法上虽未将赦免制度废除,但在适用上却将其束之高阁。本文拟从我国现行赦免制度的立法、实施情况等方面来探明我国赦免制度为何出现目前的窘境。     

死刑赦免制度探析

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古代死刑赦免制度的比较,对死刑的赦免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在我国当前健全死刑赦免制度的必要性,并尝试对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做出初步构架。     

反腐败适用赦免制度应慎之又慎

在反腐败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笔者:我国反腐败是否应当引入赦免制度。众所周知,世界各国的反腐,无一例外面临"枪口对准自己"的困境,许多执政党在反腐过程中垮台。这不是因为执政党更加腐败,而是因为执政党在反腐过程中毫无例外地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执政党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那么,反腐败很可能会成为其垮台的主要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执政党在反腐过程中     

反腐专家：“赦免贪官原罪”是个馊主意

2009年7月，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建议，“中央能否确定一个时间点，比如2010年1月1日，只要从此不再有新的贪污受贿行为，以往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不再查办”；甚至还提出，“为了建立长久有效的反腐制度，中国人民必须牺牲一次，宽恕一回”。     

海峡两岸赦免制度比较

赦免制度的研究对处理涉台法律关系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两岸的赦免法律问题,对大陆及台湾地区赦免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评述,并提出相关立法和实务操作建议.     

古代帝王赦天下不赦赃官

中国古代封建帝千为彰显其“仁德行政”，常以“施恩”为名大赦天下。有时是赦免释放一些轻罪的犯人，有时是大赦到底，连死刑犯也免罪释放。但纵观封建帝王“大赦天下”的史实，就会发现每次的“大赦天下”，都未曾赦免贪官污吏。     

论被赦免者的意愿在赦免制度中的意义——从美国判例法传统到中国实践

在关于赦免的讨论中,被赦免者的意愿常常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纵观美国判例法发展史,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关于总统特赦的目的是一般福利还是仁慈","特赦的性质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等一系列争议。事实上,这些争议背后隐藏着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性原则——赦免必须能够为被赦免者带来利益,这一原则要求被赦免者的意愿必须被赋予法律意义,因为赦免是否能够带来更佳处境,被赦免者最具有发言权。这一逻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制度要求:一方面,在我国自上而下启动的特赦模式中,未经同意的赦免对于特定被赦免者而言不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应赋予犯罪人或者受其委托的近亲属或律师自下而上申请特赦的权利,并设置相应的渠道和程序。总而言之,赋予被赦免者个人选择以法律意义,意味着现代赦免制度必须在政治目的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死刑赦免制度研究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与国家庆典活动相关的死刑赦免制度值得关注与深刻反思。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诸多缺陷,严重影响其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和谐社会呼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赦免制度在中国的践行。为了坚持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国应当从立法模式、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方面,加强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立法完善。     

赦免的践行

对我国特赦制度内容的理解,不应囿于曾经的特赦实践所形成的内容。我国已经有30多年没有实施特赦,是否应当实施对犯罪的赦免,如何实施赦免活动,有必要认真研究。     

美国行政赦免制度及其对死刑执行的限制

赦免是各国以外在于司法制度的方法干预司法的一项制度.美国行政赦免制度是美国行政干预司法的制度.美国联邦和部分州保留了死刑,其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的运用已变得较为少见,但其仍是一个有效的限制死刑执行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