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刑事证据制度考略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法律制度也达到了古代封建法制的最高水平。唐代总结其前代王朝刑事证据之经验并有所创新,直接影响着后世。唐代立法和司法实践体现了据证惟实、重视伦理权衡等证据原则,主要证据形式包括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和勘验笔录,相应的取证方法主要有取得口供和证言的刑讯、获取实物证据的现场勘验和搜查,司法官员运用经验和逻辑推理综合审查和运用证据。     

论唐代受胡文化影响的舞与服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胡汉文化交流并融合影响最广泛的时期。曾在中原地区风行一时　的胡舞和胡服,反映出唐代胡汉文化交融而产生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唐代士大夫喜好诗　乐,寄情歌舞,因此对当时流行的胡乐、胡舞与胡服多有记载,从而使我们看到舞与乐不相　离,舞与服不可分,乐、舞、服各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     

唐宋泸属东部羁縻州县研究

文章根据有关史料 ,重新论证了唐宋泸州所属东部各羁縻州的沿革与地望 ,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及补充考证     

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

唐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史的转型时期,包括封建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繁荣兴旺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唐宋政府的商业政策亦随之进行了调整.概而言之,主要是由专卖榷利制度向注重征商转变,商税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扶商政策出现并付诸实施.     

蒙元对西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设治

蒙元统治时期的西北,民族情况复杂,各民族的迁徙对流频繁,民族间的分化与重组相互交叉,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变化无常,中央政府通过亲王出镇、建立甘肃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设置站赤、打开交通、开展屯田垦殖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地方与元王朝中央的政治联系,巩固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宋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论略

土家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宋代是其土地开垦、耕作方式和技术、农田建设、作物品种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以至于对土家家族地区长达450年的土司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关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性质。     

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年)

沈家本是清末修律改革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以往的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 ,将沈家本描述成一个孤独的司法英雄和法学天才 ,显然 ,这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也不符合沈家本的真实面目。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通过分析清末国家元场域与司法场域及法学场域等场域间的关系 ,从中揭示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晚清司法场域变迁的逻辑 ,还沈家本以本来面目。     

唐律“一准乎礼”辨正

“唐律一准乎礼”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律特征所做的一个经典性概括,唐律因此也成了中国传统儒家化的典范和象征。应当注意的是,唐律所据以为准之“礼”是唐礼,亦即秦汉以来繁衍变异了的礼。这种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或称之为“礼教”,或称其为“名教”,构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王朝的官方正统。但这种“礼”与孔子所倡导的礼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对此命题以及中国法律儒家化之类命题都必须辨正地看待,做具体地分析,以确定何者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化,何者是形式主义的儒家化。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固有法律的残苛而迁怒于儒家,乃至造成认识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