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改造:重塑国民性的基础工程——以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墨耶对话为逻辑起点

面对当下社会矛盾重重、国人道德底线一再下滑的现状,人心改造工程是未竟之业。本文考察三位民国时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墨耶对话,他们主张墨耶之爱能够为当时社会提供改造人心的精神动力,并以此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今天重新研究这些身为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对墨耶的比较研究,对当下改造人心,改善社会不良风气有着积极意义:墨耶之爱的价值内涵不仅对普通人具有道德示范作用,更要求领袖人才先改造自我,以身作则。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我国经济转型

党的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有助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需要从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     

灵渠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与文化战略的民间实施

我国秦代有两项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安宁的伟大工程,即长城与灵渠。从文化特色上看,长城体现的是保守型的文化思维,而灵渠则借助运河的沟通,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开拓性。这两项工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为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与繁荣均作出过卓越贡献。但是,今日之国人却多知有长城而鲜知有灵渠。不光是普通百姓对灵渠知之甚少,即便是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能对灵渠做系统研究的也不多,故对其历史价值定位及文化开发,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统战工作及历史贡献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将领的统战工作,较快地打开了广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努力争取桂系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发展壮大抗日同盟军;广泛团结进步群众团体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使桂林成为全国文化救亡中心。它为我党在国统区的桂林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扩大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为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争取大量的物资支援,促进桂林成为全国抗日文化中心,促进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

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人,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及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后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又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郑成功又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崇。     

文化强国的战略思考

文章通过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有关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转型的解读,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方法与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从核心价值引领,道德文明素质支撑,文化生活保障,文化创造提升,文化产业驱动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一些具体对策和措施。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基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

经过党的十七大以来的五年实践,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历史角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从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及其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玉州区参与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思考

玉州区作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4+2"之一玉林市的中心区,面对大开放大发展的新形势,必须把握发展态势,立足自身的区位条件、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谋划发展、扩大开放,在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寻找发展机遇,拓展发展空间,努力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协作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表现为由渐进地融入国际体系发展为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由"和平发展"战略的确立深化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以传统的发展观演进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现.     

On the Micropolitics and Edges of Survival in a Technocapital Sacrifice Zon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dustrial sacrifice zone of Endicott, New York, which in 1924 became the birthplac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and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n industrial launching pad for the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modern computing technologies.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taking a micropolitical ecology approach, I consider industrial decay and community corrosion key agen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sedimentary record of neoliberal “technocapitalism” [Suarez-Villa, Luis. 2009. Technocapitalis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rporatism.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In particular, I explore here how the flip-side of local narrative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sacrifice are other narratives of coping and navigating community decline. These local sacrifice zone narratives, I argue, expose key dimensions of surviving corporate neoliberal and technocapital sacri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