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背景化叙事

沈从文在小说文体上的突出贡献是在其描写故乡湘西的作品中,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叙事方式,即注重细节的真实生动,通过大量风俗场景的描写,使小说中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描写(即人物活动的背景)成为可以与人物活动等量齐现的叙述手段,进而通过情节叙事的突转,完成了人物的背景化,创造了深具中国文化意味的小说叙述方法,在20世纪西方小说形式在中国大量的复制与繁衍中,卓然特立,独领风骚。     

刘震云:把写作当做一辈子的长跑

3月4日,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在广州大剧院成功首演。按照原计划,该剧之后要在全国巡演,但因为疫情,演出延期了。话剧《我不是潘金莲》是出品方鼓楼西戏剧继《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与刘震云的第二次合作。此前,刘震云在北京大兴看完彩排之后,很认可导演丁一滕“荒诞现实主义”的定位,还肯定编剧卓别灵的剧本:“气象非凡,才气逼人!剧本的广度、深度、向度都充满了极大的想象力。”     

环境犯罪轻刑化研究

近些年有不少环境犯罪案件存在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从环境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分析轻刑化趋势中出现的困境来源于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定位错误和过度强调刑罚预防功能。环境犯罪轻刑化趋势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以提高环境法治效果为目标,环境刑事司法中应当明确环境法益、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加法律解释检视程序、重视环境犯罪酌定量刑情节等。     

有奇书读胜观花

我从小喜欢读书。直到今天,母亲还能说出我读书入迷的种种故事。比如撞了电线杆子、砸了酱油瓶子、摔进土坑、忘了回家等等。那时候家里穷,根本买不起书,只能找别人借,甚至不惜用一根冰棍、两块黑糖去“贿赂”同学。     

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和访谈的实证研究

在认罪认罚制度全面推行语境下,围绕谅解主体、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谅解范围等三个要素,考察434个涉及被害人谅解的认罪认罚裁判样本,并对样本来源地区S省R市的6位刑事审判人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被害人谅解有效性认定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普遍比较注重协商格局下,部分案件中参与谅解的主体过多且参与时机有误,二是在确认式庭审背景下,部分法官对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不够严谨、合理,三是部分法官随意运用自由裁量权,无故突破个案中的谅解范围。对此,应从适当规制谅解参与的主体和时机、加强谅解自愿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准确认定被害人谅解的范围等路径求解。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运行效果的考察 ——基于383份判决的分析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重要性日益彰显。考察2012年1月至2019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383份裁判文书,发现侦查人员出庭率低、出庭作证效果不明显。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运行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立法规范的模糊性、检察机关的消极态度、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意愿低。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界定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明确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作证的诉讼法后果、强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保障等。     

中国古代小说本土生成中的民俗视角

本土化是当前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关键词和核心理念。但是如何本土化却是一个关切到小说理论建构及阐释话语体系内转的复杂过程。本土化的核心在于对民族精神的体认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回归,民俗性视角的审视有助于厘清中国古代小说的本土生成语境及其自身文体发展演变的特殊形态,以追本溯源的形式来确证中国古代小说的本土文化基因,从而为其回归传统文化语境、传统精神内核、传统民族特质的本土化研究思路提供一种管窥之见。     

挑灯看剑话红楼

通过对近百年来《红楼梦》研究的归纳,回顾了《红楼梦》研究中几个重要的基本问题。特别是从版本特点、续书之争、文本优劣,提出了在新时代如何从索隐、考证研究进一步向《红楼梦》文学地位研究转变的学术趋势。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以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为视角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不意味着禁止将同一事实在定罪量刑中多次使用,但禁止对同一犯罪事实做同一层次、同一角度、同一侧面的重复评价。因此,根据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在江苏省,对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再次盗窃,且盗窃公私财物价值在人民币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对之前的盗窃前科仅应作为入罪门槛进行评价,不能既作为入罪门槛又评价为累犯。     

论池莉小说对女性的现实指导

池莉,以＂新写实主义＂享誉文坛的女作家。她热切关注现实中的女性命运和生存困境,随着生活阅历和人生历练的增加,池莉对于女性的期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她的作品切合时代脉搏,舒展女性生命的呼吸,以贴近女性的思想和行动对女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池莉小说对女性的现实指导。